2010年10月2日星期六

朱虞夫:践行者——我的民主之路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2010

简短说明

为了促使中国社会早日完成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化,为了使中国不再游离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而遭人侧目;为了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政府能遵守联合国各项人权公约以相符其名,遵循国际准则以利于人民福祉,我和我的朋友们——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吴义龙、毛庆祥、徐光等人——在一九九八年六月筹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希望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按照国际惯例以及中国宪法条文所赋予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原则,议论政治,探讨国是,以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们的本意是为了冲破党禁、报禁——此乃现代民主社会两大基本指标——改革党天下的不正常现象,建设公民社会,以期澄清吏治、肃靖贪贿,提高国人的安全指数,改善国人的生态环境,使社会从根本上和谐稳定;改革随着经济发展而日见其拙的上层建筑,这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利益。

我们的行为理应受到现代民主社会任何一个政府的保护。然而,由于冷战思维的惯性,我们被以“颠覆罪”判处重刑,本人以“秘书长”身份获刑七年。在关押七年另八十八天后获释,且不论“以法判决”的法理基础如何,更为荒唐的是,我有幸遇到了一连串怪事,与当局缤纷迷眼的所谓“进步”,“法制”,“和谐”的宣传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由此益见当今体制弊端之严重,益显政治改革之必要和迫切。劫后余生,我在此将自己被捕后所遭遇的种种政治迫害及“改造”花絮告诉大家,使大家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犯的生存状况有一个清晰认识。

一、别家抛稚

(一)被捕

1 、6月19日

1999年6月19日是个平静的周末。但是,这一天也如我许多个双休日一样的忙碌。自从祝正明、吴义龙数月前相继被抓失踪,风声兀地紧张,我曾从网上看到过一则消息:当局将在“六、四”纪念日后镇压中国民主党。为使自己入狱后的家人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我在离家数百米的地方买了房子,抓紧装修,这天与妻子约好下午出去买窗帘和沙发。昨天是端午节,单位里要我写有关综合治理的报告,中午隔壁办公室的几位同事来我办公室邀我一起喝端午酒,我的思路一直在构思着报告内容.一早起来,将12岁的女儿送去美术培训班,圈内的朋友王某约我在这天将《在野党》第九期审定完稿,我决定先将单位的公事给办了,再编撰《在野党》。但是,没想到这天朋友络绎不绝,下午,我刚送走一位绍兴来的新朋友,就有一个过往甚疏的朋友造访,(也许是巧合,1998年7月10日,该人也曾为王前驱),正谈话间,一群政保警察突然闯进我家.

虽然自从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就有“将镇压民主党人及民运人士”的传说,虽然当局在“六、四”前夕大动干戈,将我们大多数民运人士严密控制起来(我由单位——杭州上城区房管局——领导带上车,去浙南驶了一圈),期间已经风声鹤唳,刀光剑影。虽然我自王有才被判刑后已经受到政保警察的警告(王被判后,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长张建华和郑刚特地来到我单位对我说,我已经内定刑期十年,再不歇手随时可抓),虽然我已经很坦然地准备面临迫害,政保警察的到来仍使我感到突兀.警察到来时,所有民主党的资料都摊放在桌子上,以至抄家时损失惨重。奇怪的是,政保科郑刚一定要我将对面的房门打开,那是我妻子大哥的住宅,我因为装修房子曾经借用过几天,而且只有圈内的个别人知道,我立即就想到了那个大家一直都十分怀疑的人。最终因为我坚称自己没有钥匙,郑刚也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但是那个人在背后的可耻行为却由此而坐实了,正所谓“认清毒物,如获良药”。我事后曾想,郑刚的做法太轻率了,就这样将耳目暴露给我们,再一想,那些东西他们本来就是当狗用的,只不过他们自己“反把羞耻当光荣”而已。

一群便衣警察前后拥着我向楼下走去,一个便衣手持DV在拍摄,看来是要向上面交帐的,异乎寻常地慎重。到了楼下,不相识的邻居们围了上来,大家一脸的疑惑,怕是以为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于是我大声地向他们喊:“我没有偷,没有抢,我是中国民主党,为了自由人权,为了社会进步——”旁边一个年轻的便衣(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个人名字叫做蒋晓敏,2009年他还恬不知耻地宣称他抓了十五个中国民主党。)猛地推我一把,厉声喝道:“你有趣,你是中国民主党!”一大批警车远远地停在离我家百米开外的地方,四周围满了街坊,便衣匆匆将我塞进一辆小车绝尘而去。

郑刚将作客的妻舅和那位来得“巧”的朋友也带去望江派出所,在严厉审查我妻舅的身份证件后,只是装模作样的问了那人几句话就将他放了,那人既没有身份证件而且报了一个我从未听到过的名字。(在我被捕后,那人却数次慰问我家人,出狱后,妻子要我向那人致谢,说不管怎样,不能对他人的善意没有回报.不幸,他已于半年前病故。世途凶险,唯愿上帝佑他在天之灵)张建华和郑刚作了简单讯问后,拖到晚上9点多,便拿出一份《监视居住决定书》要我签字,然后由郑刚开车,直接送去萧山遣送站.

2、我心坦然

警车在黑黢黢的路上飞驰,驶过钱江三桥,驶过萧山市区,向诸暨方向行进.在车上我的记忆里顽强地浮现出一幕前几天的场景:6月3日晚近8时,闸口派出所控制我整个下午,得到指示放我走后,我回家途中路过望江派出所,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进去看看其他被羁押的本党同仁,我看到在楼上的会议室里数名公安围着厉坝根在做笔录,下楼时碰到张建华和其他几个公安。

张叫住我:“朱虞夫,你来干啥?”

我说:“我路过进来看看。”

“你都看到了噢!我想想你身体嘎差,搞啥个革命,你向我表个态,退出中国民主党,我保证你一天牢都不用坐。”

——数小时前,我在闸口派出所曾因低血糖晕厥,看来张已知道了,张更在1998年7月“监视居住”释放我时因为我的高血脂症而送过我一盒苦丁茶。可是,楼上刚才看到的一幕强烈地刺激着我,当我可敬的弟兄们正在受着迫害的时刻,我却可耻地退却保身,这将使我的灵魂终生不得安宁。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我断然地表示了拒绝.“我为什么要退出,结社自由是我们的权利,你们要抓就抓好了!你们吃得消抓,我就吃得消坐(牢)!‘六、四’总有一天要平反,民主政治总有一天要来临!”旁边有一个年轻高大的警察见我在张面前厉言怒色,出于巴结领导的心态要上前来打我,被张拦住了。

车内一片死寂,开车的郑刚和押送我的警察一声不吭,空气显得有些紧张,“终于来了!”我的面容凛然,我的思绪翻腾,我想到耄耋之年的母亲,一生含辛茹苦,在风烛残年时竟还要承受骨肉分离之苦;想到相濡以沫近二十年的妻子,面对两个未成年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日后的生活将是何等的艰辛;想到在共产党的政治高压下我的子女和弟妹们将会遭遇的株连;我能质疑和否定自己的选择吗?!二十年前,当局镇压“民主墙”运动时,杭州公安局政保科陈勇到植物园来要求我退出民运,想到早年守寡的母亲单独抚养六个孩子,作为长子的我是唯一参加工作的,面对着未成年的弟妹,我非常困难地作了退却的选择.作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的负责人,我的怯懦使我陷于长期的痛悔,战友毛庆祥慷慨赴狱,当时他蜜月甫度;沈建民的判刑,永远改变了他的一生.此时此刻,雪洗以往耻辱的时刻到了。记得陈独秀有句名言:社会进步要通过两个地方,一是监狱,二是研究室。于是我的心更加坦然了。

(二)萧山遣送站

1、“爱心之家”

车在临近戴山时向右拐进一个依山的院子,走进一幢横亘的四层楼,过来一个肥肥白白的年轻人(后来知道这人叫邢罡),他说他已等候多时了,在与郑刚办完交接手续后,将我带往后面一排铁栏围封的房子前。在昏暗的灯下,邢罡开锁带我走过四间牢房,又再次开锁打开一扇走廊门,里面是二间牢房,在“哐啷”一声抽开铁栓后,邢罡将我一把推进铁门里去,铁门又“哐啷”一声锁上。

扑鼻一股霉臭味,黑乎乎的笼板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的是河南人,入赘在萧山做女婿,开车撞死了萧山市长的亲戚,扣在这里等待家里付款赔偿;一个年长的是湖南人,儿子开车撞死人逃跑了,被抓来做人质。他俩都是由萧山公安交警抓来羁押的。年轻人说这里原来就是萧山看守所,新看守所造好以后,这里就成了遣送站。几天后年轻人让家里付了赔款就放了。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年长的聊起天来,他姓周,湖南邵阳人,当兵参加过成昆铁路建设,是老中共党员,已经在这里关了很久,虚弱不堪。中国的遣送站在孙志刚事件后因为其臭名昭著,引起公愤而被整顿,孙志刚以其生命为代价废除了一部恶法,但是,在当时除了少数被不幸欺凌的弱势群体,外界很少知道黑幕后面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记得当初我在房管局任房政监察员, 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 所在的闸口派出所民警因为被扣分, 与我们单位头头商量,要我们晚上帮他去建筑工地查暂住证以作补偿,(我们的那身行头对民工很有威慑力,半夜三更呼啦啦出现那么多的大盖帽,还不把那些民工吓得半死。)。半夜那些拿不出暂住证的民工和家属被一批又一批地送往遣送站, 我一直不知道遣送站和补分之间的关系。更以为遣送站是报纸上所称的“充满爱心的温暖之家”。

—-记得故乡东阳有亲戚来我家, 因为吃晚饭时间还早, 就出去逛街, 没承想一去不回, 半个月后从家里打电话来, 说是那天被从街上糊里糊涂地抓去了遣送站。

我对遣送站的印象依然不很真切,直到亲自在那里度过许多日日夜夜,才看清了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暴虐的制度之下,善良可怜的社会底层民众是如何无望地任人宰割。半夜,经常被哐锒锒的金属撞击声惊醒,警笛呜呜,警灯闪烁,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惊惶的人群来了,把他们塞进满满当当的囚室又走了。

我隔壁是女囚室,女人叫,孩子哭,一片混乱。更惨绝人寰的是,有一天,公安抓进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来,大家刚静下来入睡,突然从大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然后那孕妇也悲切切地喊起来,原来她丈夫闻讯赶来救妻子,想进的进不来,想出的出不去。里面外面凄厉的哭喊声此起彼伏,在荒寂的夜空回荡,令人恻然,令人揪心。

2、掳人勒索

7月中旬某天清早,公安又拉来一大群人,男男女女塞满囚室,就没人管了,只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到吃饭时间挨室将饭送进去,人太多,碗不够,就把前面人吃过的碗拿来直接盛后面人的饭。我只听到最外面囚室里有人在喊:“我有肝炎的,我有乙肝的!”老头听到了就骂:“获痕莫憋个些,叫吼个叫,呐道是住宾馆哈,呐是坐甘牢呀!(萧山土话:骂人,叫什么叫,你以为是住宾馆吗?你是坐牢呀!)”

下午四点多,又一个囚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在喊:“放我出去,我要上夜班!”趁着他喊话的空隙,我问了那人喊话原因。那是个叫陈春峰(音)的义乌人,在义乌一个化工厂工作,因为弟弟考中专没录取而出走,其父亲要他出来找人。早上他乘车来到萧山,到最热闹的国际广场转转,不巧,一群警察将人群围起来查证件,他没带身份证而被关进了遣送站。他是利用工休时间出来的,要回厂上夜班,本以为进来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一关进来就没人管了。眼看要误了工作,才急起来。

时值炎夏,遣送站的人躲进空调房间不愿出来,我叫他用力踢铁门,里面的人听到响动会出来的。果然,不一会儿,楼上的人恶狠狠地下来了。听了陈春峰的陈述,那人狠巴巴地说:“呐凑拉早啬否喔?(萧山土话,你为什么早点不讲)”开门放了他。

没几天我就明白了,那人为何如此狠巴巴了,他放走的是一笔钞票。

共产党历来严格控制人口流动,虽然改革开放了,可是他们却有许许多多的恶法继续欺压老百姓,外地人到一个城市需要有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等等等,其中不乏为了榨取老百姓金钱而私设的土政策。公安局把人抓来,因为都是些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人,就由遣散站关押,对于遣送站是一个极好的创收机会,利用公权力谋取部门利益,是一大帮官员发财之道。遣送站关押条件极其恶劣。被关押者痛苦不堪,就会千方百计寻亲访友,遣送站每天上午让被关押者打电话,通知被关押者亲友拿钱来赎人(这是一种多巧妙的寻租方法),“管理”手续费每人一百元,每天的伙食费十元,吃的伙食极差,我在那里关了五十一天,每天早餐酱菜稀饭,其他就只是干菜冬瓜和干菜豆芽。姓朱的老头偶尔从管理员的饭桌上捡点扔掉的肥肉放进我的碗里,我只能将这被污染的食物送给别人吃。

自我被判刑后,1999年11月18日,遣送站开出了一千六百五十元的“收款收据”,注明日期是自1999年6月19日至8月14日,共55天。且不论我是6月19日午夜送去那里,8月13日离开那里,更荒唐的是萧山遣送站竟开出每天20元的” 代管费” ,扣我钱的单据不经我签字认可,由公安拿去我单位报销,单位头头屁股不干净,害怕公安的淫威,不惜牺牲我的利益。年底我妻子去单位取我最后三个月的工资,单位将这张“收款收据”折抵了我的工资交给我妻子。这是一件难得的证据,见证中国政府职能部门之卑污龌龊,公安与他们狼狈为奸。(附图一:萧山市收容遣送站“收款收据”及证明,上面有房管站长包建林“同意支付”的签字。)

3、财源滚滚

遣送站财源滚滚,大楼和囚室之间的院子晚上出租做停车场,每天早上十几辆“东风”柴油载重车发动预热,浓烟灌满监室,无处可避,令我窒息。监室后围墙内的空间出租做钣金车间,铁件敲打声阵阵入耳,头涨欲裂。更为可怕的是三伏苦夏,竟将监室里的水龙头拆了(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外面常常“忘了”供应开水,这对于患有严重高脂血症的我不啻于死亡威胁。于是我口渴难忍时敲门要求供水,那个叫邢罡的来了,提着电警棍,到门口一下将电警棍捅进来,我一闪避开了,于是他就开骂:“获痕莫憋个些,我拜痕切就拜痕切,否拜痕切就否拜痕切,痕吵吼个吵!(萧山土话,骂人,我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你吵什么吵)”

管理员个个象“大款”,遣送站里配着警车、警棍,还有一个穿警服的满脸横肉的矮胖子,不时开锁带几个人出去打扫卫生,冲洗警车。更甚者,有一天晚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胖子人模狗样地混在公安警察中驱赶着惊惶的人群,骂骂咧咧地大声呵斥着,那付狐假虎威的神气煞有介事。我想不出这人到底是什么角色,事后听说是遣送站长许新兴的儿子,这小子闲得无聊也来享受一下行使“公权力”的愉悦。

民政部门的遣送站,竟行使着公安的权力。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的子民任人践踏,何来“共和”呢?!给我留下更强烈印象的是,某一天晚上我隔壁监舍抓进来一批“流莺”,第二天,监舍走廊前面的窗口有几个男人拥挤着向女监探头探脑张望。监舍里有女人在喊:“大哥,大哥,我(名)叫XXX,你把我带出去吧,我出去跟你走!”果然,那人去付了钱,一会儿邢罡拿来钥匙开锁放了她,她挽起那人的手臂走了。若说平时遣送站干的是绑架勒索勾当,那么,此时充当的是鸨母皮条客角色。

堂堂政府职能部门利欲熏心竟赚着这么肮脏的钱,还厚颜无耻地说是“人民”政府,真不知是如何“三个代表”的。官匪一家,遣送站和嫖客各得其所,牺牲的只是弱女子。榨得出油水的,遣送站让她们打电话约人来赎出去,约不来人赎身,遣送站就睁眼闭眼以这么一种方式处理了。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治安”理由在这里荡然无存,专制独裁是社会腐败的根源所在!

1999年6月27日是个星期天,清晨天还未亮透,我就听到隔壁传出低低的声音:“呐做吼个桑意?(萧山土话,你们做什么生意)”原来那个姓朱的老色鬼见关那里的三个年轻女子有几分姿色,清早开锁进去“搞卫生”了。女子惊惶地说:“隔壁的人醒了,(会)听见的。”老头说:“伊悃咂咚,听否咂构。(萧山土话,他睡着那里,听不见的)”我对老头这种卑劣的行为十分反感,故意大声说:“啊!又是一个好天。”老头眼见被我坏了好事,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几天后,她们被赎出去了。七月初,郑刚来提审我,回监舍后,同舍的人告诉我,刚才那几个女子来看过我并送我一袋食品,以表示对我当初救难的谢意,但是被老头拿去了。

4、王希哲

我反复地咀嚼着郑刚的那几句话,他在提审时对我说:“朱虞夫,你以前说我们是工具,你自己才是牺牲品,你是中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通过他的话,我明白了,当局决心趁着北约误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之机,打丫头,骂小姐,清理门户了。严峻的现实已经不容人乐观了,我不再存有幻想。

值得一提的是郑刚在提审时突然说:“你们好象对王希哲都很服帖。(服帖,杭州话,意为佩服、敬重)”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了这是我与毛庆祥、李锡安、王荣清等人的共同看法。

说实话,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向往着民主政治,对封建专制怀有切齿痛恨。小学时,在邻居庄某家曾借阅许多民国时期印刷的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书籍,1971年6月1日参加工作,在隶属杭州园林管理局的杭州植物园做学徒,那正是最向往知识,求知若渴的年龄,我的好朋友胡雪良君偶尔说起,杭州解放路丰乐桥边的杭州图书馆阅览室里有不少好书,我便寻去。那是基督教思澄堂改制的阅览室,借书卡一证难求,小说类图书难觅踪影,我在失望之余,上楼去索引抽屉查阅《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不料竟如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我看到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大量著作。1975年朋友姜锦坤君拿来一册油印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俗称《李一哲大字报》)封面标着“供批判用”字样,我一展读竟不能释手,字里行间那些反封建、反专制的呐喊深深地震撼着我。姜君说有很多朋友都想看这篇文章,不如我们将它再重刻一版,印几十份,大家分分吧,于是我们刻印装订一直忙到天亮,这是我最初对王希哲先生产生仰慕之情的来由,后来,王希哲先生来过杭州,可是我当时已经淡出民运,非常遗憾地失之交臂。当时毛庆祥给我看过王希哲先生的《春寒》,我得以一睹丰采。不久他在公安的迫害下流亡出国,听说他与许多民运“贵族”不同,在海外仍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孤独地、疲惫地、顽强地跋涉着。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王希哲先生与连胜德、徐文立先生立即声援支持。特别是在王有才被捕后,王希哲先生更是倾力相助,我记得各地民主党同仁在来电时都不约而同地向我表示对王希哲先生的服膺之情。我认为当时王希哲先生已经成为国内各地民主党事实上的指导者和领导人,我曾经对王希哲先生谈起请他担纲的事,王希哲先生婉拒了。当时我们几个七九民运朋友曾讨论过正式做出决定的问题,所以对某些人的“收编”(收编不成又收买遣散)未表示赞成。最后我们都遭到镇压,此事便不再提起。德谟克里特说过:“人是一个小世界。”我相信,王希哲先生性格率直任性,完全有可能做出一些无伤大雅的糗事来,但是瑕不掩瑜。我和我的朋友们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对他在当时那么艰难的危急时刻所作的大量努力怀着深深的敬意。

5、脱逃机会

监舍里阴暗潮湿,几床破旧不堪的棉被千人裹过,万人盖过,就是不曾洗过,腐臭肮脏。其他监舍的人羁押三五天、七八天就走了,而我是长期关押,更何况郑刚说,现在他们要去忙法轮功的事,暂时不会来管我(他说,监视居住有六个月期限,慢慢来不要紧)。天一暗,蚊子铺天盖地,我将被子里的棉絮拿出来,用被套将浑身裹住,只露出鼻子,就象当年鲁迅在仙台时一样。

某一天,我上蹲坑时发现坑边墙脚的石灰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发现那是用搓细的棉絮嵌进去的,拉开棉絮条,一块块的砖头都可以卸下来,露出一个正可以钻出一个人的洞来。望出去,钣金车间靠墙处堆满杂物,爬上墙,跳出去就是外面了。一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逃出去的冲动。

但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记得中国民主党组党之初,王东海曾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综观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是迟早的事,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子。邓小平一直都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许多老一代保守人物都在,他也许处处受掣,邓对于复杂的事总是绕着走的,就象中日钓鱼岛,要让后代去解决,说是后代人更有智慧。目前,上面受掣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能拖一天算一天,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提出要求,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台湾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路也不平凡,你要冲击党禁肯定要被抓坐牢,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怕坐牢了,大家都认识到结社自由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当局再抓人就会天怒人怨,再搞威权主义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就进了一大步,民主社会就来到了。同时,虽然我们去坐牢,我们的付出和牺牲,也让老百姓明白中国民主党是个能够担负起政治责任的现代政党,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被抓被判本身就是共产党在为我们做广告。

我深深地知道,我何德何能,以我卑微之躯何以改变现实,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旧营垒的内部。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唤醒旧营垒内那些能人的良知,那么,我的受刑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促使人们去思索,去解答,去矫正现实的悖论。我求仁得仁,为何要逃避。当后代人评判这段历史,指着我们的脊骨责问“你们怎么能容忍那样的现实?”时,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曾努力过,我曾付出过,我曾牺牲过。在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当代中国,我却成了一个“罪犯”,这是人类的不幸,是中国的悲哀,是政府的耻辱。再则,多少年来,民运内部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着这个那个是“共特”的流言蜚语,如果来自对方阵营,手法很拙劣,很容易被人识破,因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可能谁想出卖就可以出卖,就象春天不能被出卖,太阳不能被出卖一样。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邓小平讲过这个政权“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谁会为这么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人格和尊严呢?!但是,眼前的这种流言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内耗着民运有限的资源,削弱了个别人的锐气。是的,自“民主墙”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进进退退,确实没有坐过牢,八九年“参与动乱”我虽被“收容审查”二十七天(附图二: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1989年9月27日《离所证明书》),回来后,被当时的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撤消了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去管传达室,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牢”。如今,我至少可以通过“资格认证”,成为一个“民运分子”了。更何况,母亲向来教育我们要“男有刚强,女有烈性”,我的临难脱逃,会成为她老人家的耻辱。于是,我打消了逃避的念头,怕自己某天抗不住诱惑,干脆告诉朱老头,让他叫人来将洞补好。

6、监视居住

数十天非人的关押,用朱老头的话来说,关在那里“比彘(猪)还不如”,时逢炎夏酷暑,没有水,没有电扇,没有放风,没有阳光,不能搞个人卫生,胡须满面,依山而建的废弃看守所笼板已经被白蚁蛀空朽烂了,破败的洞窟下塞满历年关押者丢弃的垃圾。霉菌大举肆虐,皮肤、阴囊严重湿症,瘙痒、蜕皮(此时已为我日后的严重腰椎病埋下隐患),苦不堪言。这就是共产党的“监视居住”,这样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日子竟不能折算刑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人权入宪”、“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特具讽刺意义(附图三、四:照片,萧山遣送站“监视居住”)。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是真话,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枪毙了多少象我们一样的“罪犯”,甚至许多无辜者,这年头我们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坚强的意志在支撑着我,我明白能使自己增强免疫力的只有良好的心态了,我顽强地调节好自己的情绪,放开嗓子高唱歌曲,这一招还真行,几嗓子下来,神清气爽。遣送站有一个姓陈的科长进来检查,揶揄我说:“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999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热,单独关押的日子里我一点也没有寂寞的感觉,还常常涌起缕缕的灵感,写下许多首诗,让隔壁放出去的人带进纸笔来,抄给他们。底稿我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关押在杭州看守所被武警“抄笼子”抄走了。

八月初,姓陈的科长避暑度假回来,看到我七分象鬼、三分象人的样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早就打电话给你们公安,怎么还不来带你走?”这一次他对我的态度明显比以前好多了,也许是度假地的优美风情与眼前现实的强烈反差所带来的震撼,使他的良心有所触动吧。

当我单独监禁时,我仔细地考察监狱文化——辨认着刻画在墙上的文字图案,自己也在墙上刻下一个一个的“正”字,每字五天,顺便推算日期,那天我竟然从门廊边上发现了“中国民主党”字样,从字迹上看,是祝正明写的,于是我知道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非人的生活。听知情人说前几年还长年累月关过外省的政治犯,我想那些受难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非人遭遇写出来,昭告世人,让今后的恶人作恶时有所顾忌。

(三)转移

1、特警队里

8月13日,郑刚终于来了。遣送站的人进来通知我带好东西,走。我不知道去哪里。我神情恍惚,浑身虚脱,院子里的阳光使我一阵眩晕睁不开眼,高一脚低一脚随那人到大楼前的警车旁,郑刚一声不吭,脸上挂着讪讪的笑,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我们彼此保持沉默。上了车,走了。警车过了江,向着杭城北面驶去,在一条冷僻的小巷里停下,因为离开萧山时,监舍里的人把我的所有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去了,一旦关在这里面,生活会非常不便,于是我摸出口袋里的几十元钱要郑刚为我买一些诸如牙膏、牙刷之类的物品,郑刚拒绝了,说:“你上去,他们会给你买的。”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郑刚。后来,我入狱后他多次去我爱人单位骚扰、威胁、恐吓我爱人,没收了海外朋友补助我家用的款项,并到处散布侮辱我爱人的流言,为此,毛庆祥爱人胡晓玲指责了他并要他出示证据,他卑怯地抵赖了,作为一名政治特务,他在对民主党和法轮功的镇压中起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并由此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这是后话了。

这是杭州市下城区公安特警队队部,四楼用铁栏杆围起来,作为关押经济诈骗犯“监视居住”的地方。靠东两间再用栏杆隔离,一间是警察值班室,一间是“禁闭室”——我关押的监室。在里面已经关着一个叫徐百加的朝晖街道河西村委会干部,他兼有监视我的责任,但他人很不错,也很信任我,当我习惯性地在墙壁上找“文化”,看到祝正明刻写的“专制必败,民主必胜”的字样,问他原先关的人的情况时,他简单地告诉我祝已经由原来的单位取保候审了,并非常紧张地告诫我,千万别让警察知道他对我说的事。

正是凑巧,我关押的两个地方都是祝正明关过的,我从他留下的字迹看到了他的决心和勇气,我从心里为他祈祷,愿他自由。祝是一个少年神童,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熟稔地掌握精博的民主理论,宽容大度身体力行,待人也极为厚道。1998年,大陆中国民主党之组党活动杭州首议,各地响应,势成燎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祝氏的淡泊心态。当时,祝将新党起名为“中国民主党”并在后面接上“浙江筹委会”字样,意在“浙江搭台,大家唱戏”,摒弃了以往屡见不鲜的“占山为王”做派。但是,祝并不是一个“玩政治”的人,记得当年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人去浙江民政厅为中国民主党申请注册,有关方面官僚颟顸地说要“研究研究”拖延时日,我决心燃一把促进之火,拿起《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到街路上去散发,被抓进公安局,祝正明竟极其痛苦和内疚,自责不已。如此性情中人与我颇为相似,优柔如我等者竟试水政治,岂有不遭灭顶之理。但是,倘若我们对如此并不美好的现实视若无睹,似乎又无法承受来自良心的压力。我很关切祝,早过了婚嫁年龄的他依然过着单身生活,他美丽贤淑的女朋友很可能因为祝的不幸入狱而终身无所托付。想到这些,我对自己将面对的苦难看得更淡然了。(附图五:作者与祝正明的合影)

2、满足愿望

8月30日,预审处来了几个人提审,有个叫陈伟星的问我,“你认不认识许光?”我说不认识。他狡黠地一笑,似乎我在骗他。(事后我才想起,他指的是徐光,只是他在杭州话里夹了普通话,让我听糊涂了。杭州话“徐”的发音是QU.)然后,陈伟星说:“关于你的案子,有人说你已经淡出民运,可是我春节在火车站值班时,从一个民工身上搜出了你的中国民主党名片,我问那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人说是你在湖滨亲自给他的,我问那人你的长相,那人说的很像,所以,我认为你没有淡出。”当时我看着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心里暗暗好笑,他以为他是谁,可以轻轻松松地为中国政府背上沉重的人权包袱。其实,我从来没去湖滨发名片,我的名片都是王荣清去发的,那时他说他的名片发完了,拿我的用用。可是我面对着狂妄的陈,不想辩白,以免助长了他的邪气,不知以后到了民主社会,该陈是否也会有这副神气来承担自己今日的作为。看到我一脸的不屑,旁边那个姓许的咬着牙(也许他生相如此)冷冷地说:“朱虞夫,这次我们满足你的愿望,让你坐牢。”我微微一笑说:“谢谢,我愿意。”陈伟星怏怏地说:“好了,开着空调,不要浪费共产党的钱了,到此结束吧。”我马上说:“共产党哪来钱,这是纳税人的钱。”我的话似乎刺激了陈,他立刻反诘:“纳税人?你纳了多少税?”狂妄的人往往是无知的,纳税人的概念怎能以纳税的多少来区别呢?隐藏在公权力后面,他们的内心其实很虚弱。

隔壁警察值班室的空调冷凝水积储在我们监室里,每天我和徐抬到厕所去倒掉,终于在9月12日晚上倒水时,腰部闪了一下,当时没什么,没想到13日早上竟起不了床,稍稍一动便痛得直冒冷汗。徐见状通知了隔壁的值班警察,没有结果,我只能俯着身子,两手扶着膝盖,挪步上厕所。徐托别人为我换了一副床棚,因为原来那副已经软绵绵地凹陷下去,绝对有害我的脊柱腰椎。

9月15日,办案的政保警察来了。一个年轻警察(蒋晓敏)说:“今天我们带你去看病。你把你的东西都带走吧。”接着就上来背起我的上半身艰难地向外挪动,因为我当时体重达180斤,真是难为他了。我的腰疼得锥心,下了楼衣服都湿透了。他们把我塞进车,汽车向一个方向开了一程,那个年轻警察又对我说:“我们先去办点事,很快的,然后再去医院好不?”我说:“好吧。”(2007年,这个叫蒋晓敏的人还记得我的重量,但是他当时为何要一骗再骗,可见此人心术不正。他由于在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过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被他的主子升为处长了,以后只要唆使手下就行了。)于是汽车立即调头向西北方向开去。沉默一会后,坐在前排一个戴墨镜的对我说:“你害了你的子女,你看方XX比你聪明,他退出民运,他儿子就能在省检察院工作,多少好?!”我微笑了一下。一会儿,汽车到了杭州市看守所,他们将我背进一个提审室就走了,又是陈伟星来接收。看到我被人背进来的样子,陈揶揄说:“你那副样子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被人打的。”接着陈拿出一张逮捕证让我签字,上面的日期是9月13日,一算时间,正是我腰痛的那天,难道这是一种灾难感应吗?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灾难,对我来说,求仁得仁,得其所哉。我犹如收到了一份民运资格认证书,怀着喜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恐怕那几位看不到我苍白的脸,哆嗦的手,喘喘其栗,有些失望吧。

(四)杭州看守所

1、“狱”字写法

做了一份笔录后,陈就叫看守所里的劳动犯(被判刑一年以下的短期犯人)将我背到监室去。送我来的汽车已经开走,车上的物品也不知去向,所谓的“看病”也成了画饼。阴暗潮湿的五区三室里被关押的人都在制作一串串的圣诞节彩灯,运往纽约普鲁克林的集装箱等着装货(监室外走廊上的纸板包装箱印着纽约普鲁克林的英语字样),为赶工期,每天的任务排得满满当当。背我进监室后,那人便走了。笼板上堆满电线和塑料灯珠,每个人面前都叠得高高的,踩脚之处也没有。笼头说,你就躺在那地上吧。虽然是水泥地,但是擦得很干净,躺了一会,笼头又叫人拿几块纸板垫在我的身下。

笼头许华,美髯长须,因为每次提审都保持沉默,有关方面得不到口供,已经在这里关了二年多。平时他言语不多,倒是他身边的一个“破脚骨”活跃得很,以至于我一度分不清谁是笼头。随后的日子里,我发现许很有幽默感,记得有一天,一个瘦老头警察来查卫生,站在走廊的铁栏杆外,向我们监室里问:“卫生有没有搞过?”大家屏气息声,无人回答。那人又更大声地重新问了一遍,我心想这样不回答问话是不礼貌的,就答:“已经搞过了。”没想到那人一听我的回话竟破口大骂起来。骂了一阵悻悻然走了。他走后,许笼头问我:“看你戴着眼镜,好象是有文化的样子,我问你,监狱的狱字怎么写?”我就告诉他怎么个写法。他接着说:“狱字这边一个反犬,不是人,那边一个犬,是狗,中间一个言字是讲话,畜生和狗怎么对话?他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就你懂?!”我不禁莞尔。

五区一室和二室是死囚牢,二室有一个死囚手脚被牢牢地铐在一块木板上,常常在不经意间大声叫骂。检察院来提审,就由他们监房的人抬到对面放风的地方。我心里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一天,隔壁放风时,二室的笼头站在我们三室的门前与许华聊天,说起他们进来后打过交道的各色死刑犯,我凑上去讲我感觉那个死囚似乎有点脑子不正常,那笼头不屑地朝我瞟一眼,怪我多事。没多久,那死囚搬走了,因为确实有精神病。我事后想,那笼头每天和那死囚相处,应该看得出那人有病,但是,在笼子里关久了,人变得冷漠,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生死。

2、“上上课!”

某天晚上,看守所一个姓任的副所长值班,他醉醺醺地来到栏杆前,对我进行“教育”:“你为啥要反对共产党?共产党是老子,你是儿子,儿子反对老子就要拷。你看共产党又给我们加工资了,我们人民拥护他。”我说:“我也是人民,我反对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是为了他更好,我难道不是人民吗?”他说:“你不是人民。”我说:“人民的概念不能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多少年来人民这个词被你们僭用了,失去了它的本意。”他勃然大怒,说:“老子要拷你一顿。”停了一停他又说:“老子现在不来拷你,等你走的时候离开看守所我来门口拷你。”然后他点着我周围的人说:“你们明朝给他上上课!”走了。

许笼头对我说:“他要我们给你上上课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拷你一顿。我们做啥要拷你呢。”他完全不象要动手的样子,而且他的话也断绝了其他噬血者的机会,旁边有个别想练练拳脚解闷的人只能作罢了。有了解任某的人说,该人本是滨江公安分局局长,是专业拳击运动员,因酒后将在押嫌犯打伤,造成严重后果,降级来这里的。如果没有以前的教训,今天我就惨了。隔壁监室的楼X强后来与我同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说起当时的事,他说,他们那天都为我捏了一把汗,这家伙喝醉酒乱来的。

任某的号召若干天后还是产生了恶果,有一个萧山人姓李的私盐贩子(该人将数吨工业盐——亚硝酸钠假冒食盐销售,亚硝酸钠主要用于建筑施工、染料制造和作防锈剂。当人体内摄入0.3—0.5克亚硝酸钠可引起急性中毒,3克即可致人于死地。人体一旦中毒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发生昏迷、甚至呼吸循环衰歇而危及生命,国家严禁用工业盐制作食品。但是,该李却通过关系,重罪轻判,只象征性的判了一年刑,每次看守叫出去,回来总能摸出几包香烟来。)该李在许笼头调走后被看守指定当这个监室的笼头,没几天就打得我象一只“熊猫”,那已经是12月14日,省高级法院12月10日驳回裁定后的事了,看守——一个患口吃的警察陈一刚来调查原因,姓李的说他打我是因为我“说反动话,说共产党要垮台。”这个陈一刚结结巴巴地说:“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这点伤算什么。”说完就转身走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我2007年被蒋晓敏构陷入狱,在浙江省第二监狱遇到许华,许华说,陈一刚后来准备要提升做看守所副所长了,但是,他被一名经济犯收买,为经济犯通风报信,东窗事发,坏了官运降了极。其实,在当时陈一刚的贪贿就已经显露端倪了。

3、人心诡谲

看守所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每个月能去放风场放一次风,在石墙圈内沐浴着瑟瑟秋阳,当年草草铺就的地面已经严重风化,植物根系的力量使地面拱起开裂。残缺的墓石和水泥块的宽宽缝隙里,堆积起杜仲枯焦的落叶。我想起我度过的青年时代,就在这一道桃源岭的那边,在杭州植物园我曾工作、生活过十八年。我曾多少回放弃美丽大自然的风花雪月,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去图书馆埋头书海。多少回在山风的呼啸中我彻夜难眠,想着中国过去的荣耀,想着一个多世纪的灾难,想着明天的出路。就在岭那边的雷殿山顶,一九七八——七九年积雪和寒风相伴的小屋里,我抄写出一篇又一篇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大字报。发出郁积已久的人的呼声。而今天,“问人生到此凄凉否?”“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易朽的是我们的肉体,不朽的是人类的进步事业,投身民运是我生命的升华。要想收获,必先播种。我深信以暴力、恐惧、欺骗维持的“稳定”不会是真正的稳定,“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在阴暗、潮湿的监牢内,弥漫着一片阴郁的氛围,甚至空气也显得诡谲。人一旦降格为“犯”,更何况身陷险境,一种极端的求生本能,使人平时掩盖在那里的人性的负面情感浮现了出来。互相猜忌,处心积虑要出人头地,显得比别人优越,吹牛扯谎,就象走夜路吹口哨壮胆。欺压别人以补偿自己被强权损害的自尊心,打击别人以求得心理的平衡。每次来了新人,他们就要来个下马威,制造种种恶作剧摧毁他人残剩的一点尊严,我知道这些人的卑劣做派就是警察暴力的衍生品,越起劲、越热衷的往往是那些被警察侮辱和损害最严重的人。记得鲁迅先生曾有这样的说法:“弱者受辱拔刀向更弱者,强者受辱拔刀向更强者。”阿Q被赵四太爷打了以后,就到小尼姑那里出气。稍没廉耻心的人便吮痔舐痈,胁肩谄笑。格言说:“谁进到了狼群里,就要学狼叫,否则就会被狼吃掉。”也许,有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那么一种被动人格,倘若如此,当局就达到了“改造”的目的。我小心翼翼地防范着。

4、败象毕露

看守在我关进去以前已经关照笼头,不要给我“做规矩”,也不要让我看到给别人“做规矩”的场景。监室里先后进来几个“职务犯”——捕前担任一定职务并利用职务贪贿而被查处者——一个姓周,某局局长,处级干部,曾聆听过鲍彤老师的演讲;一个姓朱,资深中医,某“民主党派”主委。年龄、教养和文化程度的相近使我们自然互相成为聊天对象。

他们的谈锋甚健,对于现实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当然以前在官场,他们是披着一层保护色,也会随着大伙喊:“啊,皇帝的新装多么地漂亮啊!”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河北贪枭李真刑前袒露心声,正是他看到苏、东、波的骤变,料想共产制度将不久人世,看到当年的廉吏在政体更迭后的悲凉处境,才产生及时捞上一把的念头。就象瞿秋白《多余的话》一样,我相信李真说的是实话。现实的危象、败象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透过前腐后继表象的是明白人越来越多。连“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都如雾里看花,变得面目全非了,还有多少人怀着坚贞的信仰呢?在平时调子唱得高高的人,往往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十官十个贪,不贪事难办,不怕贪得多,只要站对线”。

同时,我也知道了,当局在镇压、迫害中国民主党的同时,害怕唤醒八个“民主党派”的政党政治意识,害怕他们不愿再屈辱地成为附庸,还专门发文件给他们洗脑,并责令他们提高警惕,严防中国民主党人参加到他们的组织中去,打破垄断局面,与当局分庭抗礼。

5、做规矩

长时间的关押,单调枯燥的日子,以及对于未来命运的不确定,使人的心理压力重到无法承受的程度。更何况那些生性凶残的恶徒,平时就嗜血成瘾,以伤害别人为乐。他们以充任管理员“耳目”为代价,换来管理员有意无意的纵容。我曾多次听说有因为恃强欺弱檫枪走火致死人命的事情发生。受害者往往是外省籍因偷盗而被抓的年轻人。

好不容易熬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忍不住又做起“规矩”来。时值隆冬,来了新犯首先要“搞卫生”——脱光衣服,向身上泼冷水。根据年龄大小,一岁泼一勺,直冻得人三魂荡荡,六魄悠悠。然后是“开飞机”让新犯面向墙壁弯下身去,弯到后颈贴住墙壁,两臂张开,一个恶棍在他身后揪住他耳朵向左向右扯,嘴里还念念有词,大意是飞机到了哪里,到那里干什么等等问题,如回答得不令他满意,就拳打脚踢,打累了再换“节目”。第三个“节目”——“炒鸡蛋”那简直是十分残忍了,恶棍扯起新犯的睾丸,绷紧后用另一只手的中指狠狠弹去,新犯刹那间脸色发白,冷汗直冒,疼得勾起身子倒下去。这些是常见的保留节目,另外还有即兴发挥,如自打耳光,角斗娱乐等。最热衷,乐此不疲的是那个私盐贩子。我从本能憎恶这种行为,虽不能出面制止,但我的脸无法掩饰那份反感,朱医生也与我深有同感。这显然引起私盐贩的不悦,没多久私盐贩借故与朱医生吵了一架,我劝慰朱医生时表明了对私盐贩的不屑,就此与私盐贩子结下了梁子。

朱医生是异地羁押来杭州看守所的,因为在医院基建工程施工中接受了包工头5万元贿赂,包工头试图偷工减料,书生气十足的他不敢苟且,执意督促包工头注意工程质量,被包工头告发。一段时间关下来,他渐渐心里有了底:“共产党的官拿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都那么多,都没有查处,我没有徇私枉法,是因为不敢危及工程质量被包工头反诬的,有关部门是不是因为我的民主党派身份好欺负所以抓住我不放?”这一招还挺灵,没几天就放了他。

(五)判决

1、最后陈述

9月23日,检察院送来了《起诉书》。整个就是共产党的蛮横腔调,五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做派。根据这种惯用程式,我们的刑期早就内定了,只不过再走一下假程序骗骗人罢了。面对长期徒刑,我知道时间是构成生命的材料,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失去的是自己生命的七分之一,在这征歌逐舞,醉生梦死的,极其追求感官物欲享乐的时代,我很傻。我被许多周围的人讥讽嘲笑,我值得为他们牺牲自己吗,正当我苦思冥想,百思不解,突然心里一亮,“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我为之奋斗是为了创造五千年文明的列祖列宗,是为了生生不息的子孙后代。至少不能在若干年后被他们指着脊梁骨责备——“你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生活”。如今我至少可以坦然地说:“我曾经为她努力过,我曾经为她抗争过,我曾经为她牺牲过。”毕竟我所努力争取的是人类的进步事业而不是相反,我抗争的是时代的逆流而不是相反。曾经在读《论语》时有一段使我深有感触的话:“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乌云聚积在我的头顶,我将被捆绑在高加索山上,经受凌辱和被鹰鹫啄食肝脏的痛苦,此刻我对那句普普通通的成语“心甘情愿”有了深刻的理解——我的内心是甜滋滋的。

因为写《辩护辞》需要,我向看守借来了纸笔,看守只给二张纸(害怕我写其他文字材料),我写了《在法庭的最后陈述》:——

各位尊敬的检察官、法官、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在具有“最真实民主的国家”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探讨政治改革的道路,冀以促进是社会进步,遏止社会腐败,保持社会稳定,这种行为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认为是犯罪。

因为言论,因为一个公民行使了自己的基本政治权利就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这种做法恰恰显示了某些人对“国家政权”缺乏自信,显示了某些人肆意侮弄“国家政权”的权威。在现代政治迅速为人类所普遍接受的二十世纪末,“文革”式的冷战意识依然这么强烈,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的悲哀。

中国的历次宪法无论怎么修改,都明显地标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条款,特别是1998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将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郑重签署,这表明了中国政府认同《公约》并遵守国际义务奉行《公约》。多党制作为现代政治的标志,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被“多党制”所颠覆的。那些垮台的政权往往是因为当权者保守、僵化,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因为他们的滥用权力和腐败。王有才等人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提出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并向浙江省民政厅公开提请注册,我认为是公民理应享有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当他们的注册被省民政厅有关工作人员告知以“研究研究”达数天后,我个人以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已经大大地进了一步,于是在6月30日散发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7月10日因为这原因被“监视居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8月底公安政保部门几次三番找我“解除监视居住”,并将已经逮捕的王有才释放回家。在我被解除监视居住时,承诺了不再向社会上从事街头政治,这项承诺保持至今。12月17日王有才被判刑,公安部门多次对我讲,王有才是因为接受海外捐款而判刑。更令人费解的是《在野党》自第一期出刊后,就寄发、递送给各级政府和公安部门,却从未有人出面阻止过。基于这种默许,我也在第八、第九两期各投稿一篇。时至今日,在出刊多达九期之后,某些人却摘用其中的只字片言,断章取义、对号入座罗织成罪。这种做法实在有悖于“依法治国”的宣传,不由使人想起“反右”时的“引蛇出洞”策略。假若以上行为真的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某些人能如此麻木、听任,有法不依吗?如今的指控只能被认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这种指控经受不了事实的推敲,经受不住历史的考证。如此天大的罪名具有如此的随意性,这不能不认为是对法律的嘲弄。更何况我们仅仅为了探索民主政治的道路,根本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本意。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反对强权政治,难道这不是双重标准吗?作为探讨,作为筹备,我们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后果,何来颠覆之罪呢?

大家记忆犹新,在以往几十年的左倾思潮影响下,有关部门“制造”了大量的政治犯、良心犯,大量的冤、错、假案为世人所诟,这些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平反、改正,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做法还要继续吗?

人类社会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环顾世界发展趋势,生活在信息社会的各位也一定会有自己的认识。中国社会在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共十五大根据形势发展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方针。无庸讳言,当前中国社会腐败现象严重,权力机制缺乏制衡和约束,某些人的法制观念淡薄,滥用权力又激化着社会矛盾,我和我的朋友正是基于这种思虑,探讨着政治改革的新路。和平、理性、公开是我们的基本宗旨,我本人也多次重申:提倡“对话”,反对“对抗”;提倡“推动”、“推进”社会改革,反对“推翻”。提倡理论探讨,反对街头政治。我一直是这样奉行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追求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现实,那里的人民生存质量大大提高,为什么中国人民就不能享受民主政治这个人类共同的财富呢?

你们可以根据某些人的需要,草率地指控、判决我有罪。这也许是我个人遭遇的不幸,但是我更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不幸,它表明了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严重倒退,意味着几十年的“失误”和“人治”在继续重演。我为我多难的祖国感到悲哀,为我对他的牺牲和奉献感到欢欣,她的进步是需要赤子之血浇沃的。为了我的理想,我将付出我的自由和尊严,甚至付出我的生命。这正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书写历史,为此,我无怨无悔!

在这里我可以自信地预言:

根据人类进步法则
根据国际主流社会准则
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根据人民的自由选择
民主政治一定会在不久后到来,在那样的时刻,独立、公正、理性的人民法庭必定会告知我:——宣告无罪!
谢谢各位!

朱虞夫
1999年10月25日

2、《起诉书》

日期是在开庭那天填的。市检察院的张哲峰送来《告知书》后没几天,看守所又将我提出去,就在那阴阳交界线附近的传达室门口,长着一张病恹恹瘦长脸的穿便衣的中年人将《起诉书》交给了我,印象最难忘的是他带着非常不屑的口吻说:“你可以将书面《辩护辞》写好交给我们,你们这种人,一上法庭就长篇大论没完没了。”后来从判决书上知道这人名叫傅樟绚,这次判决将使他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不久,那些当时在这个肮脏的政治判决中为既得利益集团“立功”的人,都受到了主子的赏赐:张哲峰升为淳安县检察院院长,傅樟绚升为余杭县法院院长。(回家后我到处找那份《起诉书》,遍寻不得,却赫然翻出了一份《扣押清单》上面列着“境外资助款贰千叁佰元整、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壹份”。共产党难道真的不要脸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吗,我坐牢以后的资助款显然不是“活动经费”而是朋友给我家属的生活补助,连自己的《起诉书》都见不得人,作为违禁品处理的政府,在这地球上不会有第二个了.他们也知道这《起诉书》的内容是如此地肮脏吧。(附图四:杭州市公安局第一处《扣押清单》,郑刚笔迹)

没有半点家人的消息,按理,我们的案件没有什么秘密,一切都是公开的:公开的言论,公开的文章,公开的申请注册。但是有关方面却特别紧张,如临大敌,我写给妻子索要日常生活用品的信(按看守所统一格式填写)一封也没有寄出。在极度匮乏的日子里,10月中旬,寒露过后的三、四天,收到了家里送来的衣物。我从送物单上看到妻子大哥的签名。从签名看来,妻子的家人能理解我的选择。看守所,这是令人何等屈辱,何等尴尬的地方,身为地质工程师的他几曾来到过这种地方。想象得到那些颐指气使,神气活现的狱吏,在“犯属”面前的傲慢。

妻子有四个哥哥,自小对这唯一的小妹宠爱有加。职员家庭中平时也充满宽容和温情,当年妻子决定与我携手人生,虽然岳母了解到我曾参加民主墙“反革命”活动,甚为女儿前程担忧,希望几个哥哥出面阻止,但他们对妹妹的选择表示了理解和尊重。如今,担忧成为现实。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中,历史上一系列政治受难者的悲惨遭遇历历在目,多少个家庭悲剧断肠泣血。一个弱女子单独抚养12岁的女儿,更将在漫长的岁月里承受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压力,她承受得了吗?我忧心如焚。(事后知道,妻子所在医院的药剂科整个科室因为我的判刑而被扣除了全年奖金,妻子的压力可想而知)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以及遭遇的苦难无怨无悔,但是妻子没有理由为我受累。环顾周围,在争取人类进步的充满血与火的荆棘路上有的是独行者。记得1989年我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近一个月,刚满一岁的女儿竟认不出回家的我,妻子面对严酷的现实,也曾忧虑地对我说过:“你既然要走这条路,是不该有家庭和孩子的啊!”如今,妻舅送来了衣物,也带给了我一个强烈的信息:妻子决心与我共同面对苦难。

3、《满江红》

走廊灯将格栅的影子投射进昏暗的监房,横斜的黑影象一只只黑手紧紧地攥攫着大家的心,显得几分诡谲,几分可怖。在这深秋的夜晚,淅淅沥沥的山雨敲打着每一个人的耳膜,正是上心事的时刻啊。早过了熄灯时间,我知道,此刻无人入睡。有的人面临着招与不招的难题,有的人权衡着判多判少的结局,而我的思绪跨越时空任意驰骋:这样的氛围文天祥经历过,张苍水遭遇过,更有戊戌先贤身受过。这里正是孕育天地正气的所在啊。岳飞、秋瑾、徐锡麟,西湖这方热土难道会永久被戾厉之气所笼罩吗,“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西湖山水正气长存。渐渐我默诵起文天祥的《正气歌》打下《狱中感怀(满江红)》腹稿:

杂然流形,
凭谁赋、
浩歌正气。
五千年,
衮衮圣贤,
一脉相袭:
文山头颅苍水血,
戊戌肝胆昆仑裂。
赴大义、
岂肯惜残年,
惴惴栗。

青史在,
当思齐。
德不孤,
躯何惜。
最难堪、
愧对娇妻弱子。
为国弃家非我愿,
萧萧挥手十年期。
待归时、
看拂面暖风,
新政立。

4、律师

10月23日,我再一次被带出监房,在审讯室坐定才知道面前的是妻子为我请的律师。当时的法律不允许律师为我们作无罪辩护。记得1998年王有才被捕,我曾为他延请律师,根据王有才的意见,律师必须为他作无罪辩护,那位律师是我旧雨,青年意气,叱咤冲阵。二十年过去,他只能向我数说苦衷:“我们的律师证是司法部门发的,吊销了我的不去说他,我那事务所的许多人都会没饭吃。”当时还有几位外地律师也赶来杭州想为王有才辩护,一听说要求做无罪辩护,当即打了退堂鼓,要了几千元路费回家。

我表示,不能作无罪辩护就算了,律师马上说:这是你爱人的一片心愿。这句话打中了我的软肋,我无法拒绝妻子的安排。事后我才知道律师在还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时,已经在10月18日向我妻子收取了2800元律师费,以后又拖了五天,这一天来看守所取得我的委托,已经离开庭审理只有二天了。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行律师调查,还有什么时间准备辩护词。我们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在哪里?我们民族的道德良心在哪里?只要是金钱,舍得向孤儿寡母下手,舍得乘人之危。(出狱后,毛庆祥太太胡晓玲告诉我,他们请的律师行为更加恶劣,相比较还是我妻子请的律师好得多了。)一个早就明白的事实,在我碰上时却使我迷糊了:不是共谋,怎能分得一羹食。

当然,我也可怜他们,这一群被强权所阉割的人。在带回监舍的路上,那个看守陈一刚嘴角略带几分嘲讽地说,哪个律师能把你们辩成无罪,他一定能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律师,我看你们这点钱还是省省了吧。(事后看来他的这种说法是有善意的,他在看守所工作多年,明白最高上层的决定,我们这种案子无非是走走假程序而已,不愿别人趁火打劫,不忍看我雪上加霜。)

回监后,同监关押涉嫌介绍卖淫嫖娼的郑山龙问了我律师的情况,惊讶地说,那人前几年一直跟他在南昌混,什么时候成了律师了。后来,在看守所,在监狱,只要提起律师,没有人不令切齿痛恨的。那些贫苦的贼盗,人被抓,家里无债,一请律师,债台高筑,直落得人财两空。海外朋友同情我的困境,赠我妻子二千元律师费,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郑刚闻讯,立即向我妻子威逼搜刮而去,(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掠夺来的钱经办人可以拿到回扣60-80%,所以郑刚在办案时,对搜寻钞票最卖力,当初将我丢在萧山遣送站不闻不问也就事出有因了。)其卑污如出一辙。

5、徐光

10月24日晚上,看守来通知明天开庭,监房里的人都忙着为我张罗出庭准备穿的衣服。可是,已找不到家里带来的外衣。甚至当时带进来的书籍也统统没有了,这应该是劳动班的杰作,我前几天都看到那个戴眼镜的“劳动班”手上拿着我那本厚厚的《周作人散文集》。找来看守问询,看守也不追查,叫人去找了一件死刑犯的遗留外衣,算是我明天出庭穿的“正装”。笼头许华对我很关切,送我一瓶矿泉水,以备我答辩累了口渴时喝,其实,在法庭上话语权都被“公诉人”和“法官”垄断了,哪容我们置喙,这是后话了。

1999年10月25日,象历史上所有的“人民法庭”和宗教裁判所一样,一个以暴力夺权执政的政党对另一个力量悬殊的在野政党的镇压正式上演。看守所显然作为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来配合完成,早上七点多,看守就将我提出笼去。在那阴阳交界处快拐弯时,突然要我停下,然后,匆匆赶到前面去办了一件什么事,凭我的感觉,看守要把前面的什么人藏起来,不让我看见他,也不让他看见我。接着把我带到传达室边的空房子里,要我面墙蹲下,虽然我的腰病在笼板上爬来爬去有所减轻,但是还不可能弯曲蹲下,更不可能为我堂堂正正争取基本人权而受到迫害,再屈服于犯罪集团的淫威。我叫那人取一只凳子来,那人命令我不准看来看去,就找了一只椅子回来让我坐下。我眼不能“观六路”,耳却听着“八方”。渐渐地,断断续续的信息使我感觉到,被看守藏着掖着的可能是徐光,不久后果然证实。

被捕前,我见过徐光两次。第一次他带着年轻美丽的妻子,怀抱着婴儿来我家,他夫妻身上还带着浓浓的学生味,我深知在目前中国政治迫害之残忍,我们民主党决不同于“驱赤子于血刃之下”的共产党,我为他们的命运担忧,我想起殷夫、柔石、胡也频——,满怀自由、民主理想的热血青年,为卑劣的政治阴谋所牺牲。但愿这样的悲剧不会在这对可爱的小夫妻之间发生。我想到了自己的责任,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保护他们。第二次见面就在我被捕的前一天,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徐光带来了他写的《抓不完的民主党人》一文。慷慨淋漓,义正辞严,我从他的文章中看到了他决死的信念,“不自由,毋宁死”,那是民族脊梁的傲骨,那是“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气概。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徐光,一个并没有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党的热血青年最终被判了五年重刑,而比他历史久,名气大,抛头露面活动频繁的人却安然无恙。可见当局也决不是弱智,他们明白谁是自己真正要防范的对手。我出狱后得悉,遭受严重政治迫害的徐光终于经历了婚变,同样的危机也曾出现在我身上,可见,当局要摧残的不仅是我们的肉体,更欲摧残我们的心灵。

6、母亲

看守所的院子里调来了许多辆警车,经一阵忙乱,我、毛庆祥、徐光分乘三辆囚车(因为起诉书上我是第二被告,吴义龙关押在省看守所,我就排在了前面),由一辆“呜呜”叫着,狼奔豕突夺路而去的警车开道,向着城河下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驶去。根据惯例,今天,我们的所有朋友都被关进公安局,直到审理结束。少年宫广场靠近中院的地方站着许多闻讯而来的市民,囚车拐弯减速时,我看到张建华(当时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长)穿着便衣,夹着皮包,在雪松树下驱赶着围观人群,被赶开的人又聚在马路对面不肯散去。城河下路口离法院还有数百米的地方已经封锁了,一辆清洁车被堵在外面,清洁工人正在向警察请求着什么,我们的车队风驰电掣般经过。

突然,我看到了母亲,颤颤巍地站在法院门口张望着,妹妹小砚紧紧地搀扶着母亲,囚车猛地减速右拐,滚滚气浪夹着灰尘向母亲身上扑去,吹乱了母亲一头白发。一种莫名的情绪从深心奔腾而出,我禁不住大喊一声:“娘!”两旁的警察一下子紧张起来,往中间夹紧我,一面喊着:“不要叫!不要叫!”

囚车一直开向里院才停下,我下车环顾周围,已经看不到母亲,几个法警急匆匆将我向里面推去,里面似乎是一排附属建筑,靠外侧是用铁栅栏围起的羁押处。我们三个人分别羁押在里外间,以防我们见面。吴义龙从省看守所押来,在经过我面前时,我对他说:“吴义龙,光荣的时刻已来临。”这是《马赛曲》中的一句词,吴义龙显然听懂了,扬起头朝我粲然一笑。在铁笼外有腋下夹包的便衣得意地来回走动着,看我们的眼神,似乎象看着战利品,或者更象是看着一沓沓的奖金钞票,从那里我看到了委琐。

从我所站的角度向里面望去,走廊左侧,小审判厅对面的一只小房间里有人调试着监控设备,似乎有官员模样的人在坐镇。有一个年轻法警趁人不备,悄悄走到我身边,说他对中国民主党很想了解,我是不是可以告诉他有关网站。遗憾的是我已经被抓多时,无法给出答复。

现场明显有一种作秀的感觉,大批的法警一面聊着天,一面调整着皮带装束,嘴里在嘟囔着:今天特别一本正经,这样要求那样要求的,这种装束好久没上身了。

7、恶法

出庭的时刻到了。法警押着我们依次进入。我进入小审判厅时顺便向旁听席扫了一眼,明显那些坐着占位子的是单位安排的人员,在人群中间我看到了妻子、母亲和毛庆祥的妻子胡晓玲。在旁听席与我们之间坐着一排法警。我的右边是吴义龙,左边是毛庆祥,毛庆祥的左边是徐光。我们早就对今天出现的事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决心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面对一切,我们坦然而从容。

我要法庭给我找一张椅子来,傅樟绚叫我身后的法警去拿来,事后证明我的要求是十分正确的,公诉人和法院一搭一档,一唱一和消磨着时间。而所谓的被告们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站着。最苦是吴义龙,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他,以一条健康的腿坚持着。我想这是需要极大的毅力的。只是我一个人坐着,我感到微微的不安,但是我没有勇气向法庭提出来。大约三四个小时后,毛庆祥向法庭提出要坐下来,我这才松了口气。后来将我带出去,一个一个审理之际,有一个法警对我说,你看,我们对你很照顾,吴义龙都一直站着。其实,要求坐下是我自己争取的权利。但是法警的话使我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一、他们对于执行这样的恶法也需要寻求心理的平衡点;二、他们已经从我的脸上看出我的桀骜不驯,略作安抚以防不虞。大家都以很认真的态度对待法庭的“审理”,我因为早就被公安告知内定了刑期,只是冷眼看着他们。

所以,只有我脸上挂着嘲讽的笑容,眼睛一刻也没有从傅樟绚脸上移开,也许他已经从闪避的余光中看到了我的嘲讽神情,但是他在长达六、七个小时的“审判”中一直没有勇气与我对视上哪怕一眼。假程序在装模作样地进行着,张哲峰背着整段整段的教科书以打发时间,后面的“旁听”席上传来压抑的哈欠声。我从张哲峰的“公诉”上听懂了,我们中国的所有《宪法》条款必须服从“宪法前言”,只要违反了(或被认为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这部《宪法》的一切条款就都不存在了。试问,当今世界哪里还有这样的恶法,而中国的十三亿人民就生活在这样的恶法之下。就这样,假程序更进一步成了恶程序。

记得1998年我多次因为中国民主党事件被抓,抓了放,放了抓,北京高层患得患失,既想不要坏了自己的面子,以便名利双收,又害怕“垮掉只是一夜之间”(邓小平语)的政权受到挑战。弄得办案人员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至于某一次对我说了实话:“抓你放你都是高头的事,他们叫我们抓,我们就抓,他们叫我们放我们就放。”所以我也明白,区区一个地方法院,哪能随随便便给“中国政府”背上人权包袱。1999年,北京、武汉、杭州三地分别给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判了十三年、十二年、十一年。当时第一批判的是徐文立和王有才,我料到秦永敏肯定是十二年,果然不出所料。今天的判决我已经了然于胸。我悄悄的和毛庆祥打招呼,指指吴义龙,用两个食指交叉成“十”字,点点自己,在腿上画个“8”字,指指他,在腿上画个“7”字,又指指徐光,伸开一只手掌。

8、如此“法庭”

法庭上还出现了一幕可笑的场景,我的辩护律师害怕得罪了台上的人,就将我的责任推向毛庆祥,而毛庆祥的辩护律师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将毛庆祥的责任推给我,毛庆祥听了很不受用,埋怨起那个律师,我对他笑笑说:“这本来就是演戏,你何必当真呢?”(这件事后来被郑刚大肆宣扬,说我和毛庆祥在法庭上互相推卸,互相指责。与我们几十年的坚定信仰相比,郑刚又算是什么东西呢?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出狱后偶然看到郑刚与张建华的名字双双出现在《天网恢恢恶人榜》上,看来他只能与共产主义共存亡了。)

下午,轮到我作最后陈述了,我便拿出准备好的那篇稿子念起来,我不时抬头瞄上一眼傅樟绚,只见他浑身不自在,身子晃动,脖子乱转,两个眼睛在向我周围的法警不停打量,似乎在暗示着什么。终于他熬不住了,突然打断我的发言,叫起来:“不准进行人身攻击!”我反诘他:“请问,我攻击了谁,我对谁进行了人身攻击?!”傅樟绚不回答我的诘问,气急败坏地叫着:“法警,法警,把他的辩护辞缴上来!”身边的法警就一把夺去了我的发言稿。我强忍着愤慨对傅樟绚说:“你剥夺了我的权利!”出庭前,我曾想到这个人会这样做,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待宰的祭品,本来就应该象张志新一样割断喉咙,他们的欺骗宣传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看穿,他们以暴力维护的权威已遭到越来越多的人们质疑,他们害怕我们的声音,害怕我们说出真相,他们十分虚弱。然后傅樟绚宣布休庭,法警急匆匆将我们推出法庭。

在上警车之际,我回头看见妻子正匆匆赶来。便想等一下与她打个招呼,毕竟分别多时,今天难得见上一面。法警一看我停了下来,立即慌张起来,一边一个按住我的头往车里推,我干脆两脚伸直,挺起身子,一米八的个子,任他们怎样用力也推不进去。他们始料不及,趁这机会我妻子关照我:“注意身体,常常给家里写信。”进到车里,法警大大松了一口气,还拿给我一瓶水和一只面包,从早上到下午三点多没有吃一点东西,待看到食品才涌起一阵饥饿感。

回监舍后,笼头和大家纷纷要我讲述出庭经过,并不是大家特别关心我,而是几乎每个人都要经这一关,希望对将要经历的场景有一个感性的准备。更何况里面的日子实在无聊,我的介绍可资谈兴。

9、“你要坚强”

监房里仍旧每天在作着手加工——圣诞小挂灯、塑料花、棉签,有的塑料部件在水里浸过,干完活,笼板上湿漉漉的,劳动任务也随着年关临近越来越重。为了提高产量,保证质量,生产厂家还派来一个女工一个笼子一个笼子隔着铁栏指导。笼头让我坐到铁栏边上去,与女工商量,带一包香烟进来,这是一个非常敦厚的农村女孩,虽然来到地狱却没有惊觫之感。她说自己在厂里也是做苦工的,还让我看了被化学品腐蚀的手掌。第二天,她果然给我们带来一包“三五”牌香烟。

每天的活越来越多,笼头有些不耐烦了。那天,“劳动班”又来分料,笼头对他说,我们这里关着政治犯,这种劳改产品被政治犯捅到国际上去,以后就不能出口了。“劳动班”看看笼子外挂的牌子上确实写着“政治犯朱虞夫”字样,又朝我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就不再向我们这里发料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前面的三间笼子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可以不劳动。只是大家认为不做点事时间难以打发,才揽活干的。

1999年11月9日下午三点多钟,突然,看守来通知我出庭。于是匆匆找外衣(平时在笼子里是不准穿外衣的),匆匆赶往法院。在上次的羁押处,铁栏外的法警互相在议论,这么迟将他们叫来都感到很突然,原本以为今天没事了。

法庭只是宣读了《判决书》便了事。但在念完判决时突然我母亲在后面的旁听席上喊我的乳名:“金将,你要坚强!要坚强!”这就是我的母亲!正是这样的母亲使我不敢从萧山遣送站临阵脱逃,使我坦然面对人世的苦难,使我选择一条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义无返顾。法庭显然在开庭前宣布过纪律规定,但是母亲用自己的方式对他们的卑劣表示了抗议,知儿莫若母,我从小优柔寡断,与人无争,对任何暴力都不曾反击抗争,一味隐忍。自小母亲就经常教育孩子“男有刚强,女有烈性”,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母亲的大半辈子颠沛不宁,“文化大革命”又残忍地夺去了她父亲和丈夫的生命。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母亲一人抚养着六个孩子,今天,当他的大儿子啷当入狱,带给她的伤害可想而知,但是她仍在为我担忧,她仍在鼓励着我。这种鼓励让我经受住了黑狱酷刑,终于生还,这种鼓励还将继续鞭策我为理想而努力奋斗。听到母亲的呼唤,我不知怎样安慰她,只是说:“七年很快就会过去!”没想到,比七年更快的是母亲的风烛残年。四年后母亲去世,留给我的是绵绵无尽的风树之痛。

10、“抗议!无罪!”

法庭的判决与我的估计有一点小小的差别,吴义龙被多判了一年——十一年,10月25日第一次开庭,吴义龙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记得那个女公诉人在庭上说:“我们以前问你,你都说不知道,今天你都说是你做的。”可能是他们的威权受到了挑战,恼羞成怒,给临时决定加上一年,北京这点一年上下的“自由裁量权”总得给吧,否则也太那个了一点。毛庆祥曾经因为1978-79年的杭州民主墙事件被判刑入狱,这次算是“重新犯罪”的“屡犯”给加了一年刑,搞成八年。我在法庭上的表现最差,一度动摇希望少判一点,法庭给予我“奖励”——只判七年。不变的是徐光,正好五年。最冤的也是徐光,比起其他没有判刑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徐光实在付出代价太大。(出狱后,再见徐光,他已经非常成熟和干练,在狱中他也承受了无法想象的酷刑,地狱之火将他百炼成钢。那些愚蠢的办案人员可谓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审理”结束,法警们急匆匆用力将我们往外推,似乎是按惯例将我们推出去立即枪毙。推到后面,法警将我们关押在一起,拿出一份什么东西要我们签字。先叫吴义龙签,吴义龙昂起头,表示拒绝签字,我看他的神情,酷似俄国画家列宾那幅著名的油画《拒绝忏悔》,吴义龙就象那个临刑的革命者,满脸的嘲讽与不屑。然后,该毛庆祥签字了,法警将我们的手铐打开一只,同时有人将钢笔递过来。毛庆祥还在与他们陈述着什么,我看到旁边的笔,拿起来就在那份什么东西上写“抗议,无罪”,当时旁边那人正向后靠,把他的位置让给摄像的人,我写到“罪”字时,那人突然意识到我的名字只有三个字,立即冲上来夺我的笔。这一切都被摄下来留在了他们的档案里。我听到毛庆祥在与法院的人讲,我们是6月19日抓起来的,为什么关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不算刑期。法院的人讲,这事说得清楚,以后到了监狱也可以提出来。(后来到了监狱,再也没人管了,一拖再拖,最后说这事你们出去后也可以提出来。在这个制度下只能由他们横行了,好在这个制度绝不会长久。)

11 、WTO

在押解回看守所时,对我们的看管已经比较松了(反正刑已经判了,假程序已经走过了场,这“天”字号重案的奖金也基本上没有了悬念,他们一块石头落了地),毛庆祥、徐光与我谈起上诉的事,我对他俩说:“民运既需要烈士,更需要战士,希望大家能少坐几年牢,早点出去做些事。”(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漫长而苦难的牢狱生涯里,他们是如此坚贞地怀抱着自己的信仰。我与徐光因为狱方不给减刑自不待说,毛庆祥在狱方的减刑诱惑下仍不愿改变自己的信仰,誓不认罪以换取早日出狱,令人肃然起敬。行文至此,我没有吴义龙的任何消息。这是后话了。)

回到监舍,我拿出《判决书》看了一遍,骇然发现,我们的《判决书》上签着的时间是11月2日,离我们开庭只有一个星期,关了那么多人,取了那么多证,“审理”了那么一个大案,却只用了一个星期,可见“效率”之高。但是既然11月2日已经“审理”结束,为什么又再等待了一个星期才“宣判”呢?为什么等了那么多天,又要匆匆忙忙地赶那个下午快下班了的“黄道吉时”呢?难道没有明天了吗?就在我百思不解的时刻,我听到走廊上的广播在播发一条消息:美国WTO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今天晚上到达北京。哦,我惊讶不已。——11月10日-11日,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总统助理斯珀林访华,中美将进行新一轮双边谈判。这就是今天突然将我们提出去,匆匆宣判的原因。这不是试图制造人权障碍,阻挠入世,并最终将责任推给国际社会的卑劣做法吗?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当局缺乏自信,将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看成是洪水猛兽,害怕自己垄断的、不容竞争和挑战的权力在普适标准的阳光下冰消雪融。煞费苦心地拖延、阻挠加入WTO,却在公开场合作秀:“我等了XX年,等得头发都白了。”这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他们哪里考量全中国人民的福祉。

在那些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当时我们无法知道的事,我不能看报,笼头从隔壁死囚牢里偶尔借几张报纸过来,看到我探头探脑的样子,就悄悄对我说,看守关照过,不能让我看报纸,但他会将我感兴趣的文章露个标题让我看一眼。11月15日从走廊上的广播里听到,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了最后协议。这对于老百姓实在是一件好事,多少年来威权政府要求人民勒紧裤带“穷过渡”,为了那个虚幻的“共产主义”理想,强迫几代人放弃现实的需求。请看邓小平的“理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跨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传到现在是八十代,也就是“几十代”,这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要大家“艰苦不懈的努力”几千年,那未免包藏祸心不可告人吧。五十几年来有多少无辜生命为了这个政权在匮乏、饥饿中无助无望地死去。在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年代,追求免于匮乏的权利是“资本主义”,是“犯罪”,有多少人因此被迫害致死。加入了WTO,垄断将不可逆转地被渐渐打破,市场经济将带来现代游戏规则。共产党关起门来一手遮天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12、对话之旅

记不起是17日还是18日,笼头悄悄将《杭州日报》第三版翻给我看,通栏标题大约是安南访问北京,副标题我清清楚楚看到:安南说:政治权利与生存权同样重要。

虽然我没有能看到全文,但是,这句话带给我一个强烈的信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公认违背自己签署的国际公约,审判中国民主党镇压民运表示了抗议,毕竟我们的行为属于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范畴,毕竟我们是为了争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才被捕并被判重罪的。由此我也知道安南先生为恢复我们的人身自由在作枉然的努力。据后来有人对我说,安南先生在11月14日至17日的访华被中国政府称为“对话之旅”。当然,这种对话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断断续续,成为中国政府要挟国际社会的一个手段,动辄停止对话,纵然开展对话也是鸡对鸭说,依照共产党的一贯本质,这种所谓“对话”几乎没有任何收效,唯一的效果就是拖时间,为这个政权积蓄“埋葬资本主义”的实力,就象它曾经在抗战中做过的一样。江泽民11月17日竟然厚颜无耻地表示“中国始终支持并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事有大谬不然者,莫过于此了。

大家决定上诉,因为同一个案子,只要有人上诉,便要一起等待结果再解送监狱。我已经知道,上诉不会有任何改变,无非是假程序中的另一个环节。但是,看守所笼子里实在太阴郁压抑了,有一次出去转转的机会也很好。再说,有机会再看看那些“法官”们的嘴脸,或许会给我带来一些日后写回忆录的素材。我便向看守要来纸笔,写起上诉状来。

(六)上诉

1、《在野党》

《在野党》是一份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内部资料,由毛庆祥起名并与王荣清主办并印刷发行。祝正明、吴义龙、李锡安、厉坝根、王金波和我都曾参与过编辑工作,其主旨正如舒啸所说:“争取民主权利的过程本身,就是宣传民主政治理念、扩大民主思想影响、争取民众支持的过程,它对于民主运动的长期发展而言,具有厚积薄发的性质。”

《在野党》每月一期,以1999年第九期为例,既选编了鲍彤、许良英、洪哲胜、舒啸等国内外著名专家的文章,也选编了张诒达、徐光、我(笔名“师哲”,一则以王希哲为师之意,二则自命为民主“使者”之谐音)的评论。更选入了二篇当年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社论,让共产党温故而知新,让大家看看共产党在没有获得政权时是怎样用动听的“民主”幌子来欺骗全中国人民的。该期还录入了当月民主党的部分文件文告。大约在编辑第三期时,选用了一篇魏京生先生的文章,当时没有仔细阅读,待印刷装订完成后,王荣清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废止一党专政制度的伟大事业”。王荣清与毛庆祥商量后,看到这句话正好处在最下面一行,就建议大家将这句话撕掉,大家七手八脚用了半天时间总算撕干净了。可是,我至今仍想不通,为什么公安那里拿到的仍旧是完全本,提供给检察院,作为控告我们重罪的依据。

我的《上诉状》首先对这句话进行了辩解:如果共产党实行的确实是一党专政,那么,我们反对一党专政没有错,更没有罪,因为共产党本身也一直反对一党专政;如果共产党没有实行一党专政,那么,我们反对的是不存在的东西,更不构成犯罪。共产党从来都没有说自己是一党专政,它声称自己是多党制,是“多党合作制”,正是那些办案人员认定共产党是一党专政,而且一党专政是好东西,所以认定我们反对一党专政是犯罪。

其实,我明白这是一个过过场的假程序,我们的上诉完全是枉然的,在没有司法独立的地方,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今天,公检法司都是共产党的工具,你还能向他们要公道吗?北京当局必须镇压我们,早在一年前江泽民就恶狠狠地说过,要将我们的组党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更有传说,他还进行卑劣的仇恨煽动,说什么,党禁一旦开放,就会“党无宁日国无宁日”,而且他又祭出了多年隐藏不用的声名狼藉的“阶级斗争”法宝。

2、国际人权日

我将上诉状交给了看守。又过了十余天,省高院来了几个人,作了简单的询问后,瘦长个的审判员孙公幸与我谈起请辩护律师的事。我鉴于前次的教训,不愿再化冤枉钱,加剧亲属的经济负担,听说有“律师援助”,希望高院提供,孙微微一笑,出去了一会,回来对我说,还是让前次的律师来吧,他们熟悉一点案情。我实在很反感,心想这种活谁来干都是一样的,这位孙先生一脸的善意,是个明白人,便依了他说:“随便,可以。”(后来,有关方面为防止出现意外,对我们的上诉法庭已经决定不公开审理,所以最终不但律师没有出场,连家属都没有能到场旁听。)这天,在送我回笼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送我的人走到半途,突然,一个女人赶上来,说她带我进去,走了几步路,她对我说:“你在里面要注意保护自己,你和里面周围那些人不同,你周围都是人渣。”她的叮咛充满着人道关怀,我想,是不是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公务员的个人素质有了很大的进步呢,在以后的受难日子里,我遇到的公务员每况愈下,每次看到那些素质低下,行为卑污的狱警,就会想起那几句话,当作一个异数。

12月10日是联合国的国际人权日。共产党就专门挑选了这个日子来审理我们这人权案件,藉以表明对抗国际社会的决心。早上,看守又来通知上省高院,看守要将我反铐,我说“前面!”他也就不坚持了。送到下面(因为杭州市看守所是依山而建的,停车场在下面,那块台地边上就是毛庆祥关押的“四狱”)。太阳正好。看守把我带进一个门券内就只管与人聊天,我对他说,让我往前走两步晒会儿太阳,看守狐疑地朝我脸上打量了一番,用嘴向阳光处一撅,我便享受到了片刻温暖与光明的幸福。

毛庆祥带出来了,看守要他背过身子将他的双手反铐在身后,毛庆祥看到我铐在前面,便向那个看守交涉,看守似乎脑子转不过弯来,我看着心里有些发笑,就大声说:“秋瑾是被他们当强盗杀了的,他把你也当作强盗处理了。”毛庆祥立即接过话头说:“喂,我们是政治犯,不会逃的。”那人这才把脑子转了过来。

我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知道省高院肯定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毛,毛说:“去看看再说吧。”我想毛庆祥一定也会知道这样的结果,只是看看他们的表演也蛮有趣。押送我们的警察似乎很紧张,将我们锁进囚车后面,眼神里透出几分畏怯,开车的警察似乎象害怕有人劫车,将车开得贼快,我们被晃得东倒西歪,幸亏囚笼不大,我们三人紧紧靠在一起,才没有摔倒。

3、胡晓玲

警车将我们高速送到省高院,带进一个大礼堂,几百个座位空空荡荡,没个人影。台上前次来过看守所的三个人今天穿上了制服,由那女法官宣读了《刑事裁定书》,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宣读完毕,八个法警便押着我们四人离去。履行一个简单的送达手续便算是将这一次世纪末的审判圆满结束了。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件尴尬事,我戴着的手铐坏了,刚才那个法警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我的手铐除下,我的手腕被勒出了一道道血印,如果再戴上,后果可想而知。那个法警因为害怕发生意外,一定要给我重新戴上。我执意不肯。毛庆祥就说:“把我和他铐在一起吧。”那法警见这主意不错,就照着办了。自从1978年冬天起我和毛庆祥在杭州湖滨的民主墙认识,已经整整二十一年,虽然这么多年来我们二人过从甚密,我们两家的距离也无非一百来米。但象今天这么亲近,“俩手相携”,还从来没有过,真是托了共产党的福了。

回到囚车上,毛庆祥对那个盯着我们的法警说:“我们几个人以后分手将有好几年,反正案子已经判了,就让我们谈几句天吧。”那法警居然答应了。看来,毛庆祥的脾气确实比我好多了,换成我,是不会去同他商量什么东西的,因为我们在去高院时那法警对我们出言不逊,我一直冷眼盯着他。

我对毛庆祥说,请他转告胡晓玲,多去看看杭莉,帮她拿拿主意,增强度过难关的勇气。在我们浙江的民运圈里,胡晓玲是位难得的睿智勇敢的女将,待人温和,是非分明,在浙江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象她一样为民主事业守了大半辈子的“活寡”,1981年,她与毛庆祥蜜月甫定,毛庆祥便为《华东民刊》锒铛入狱,劳燕分飞的日子,她默默地承受。毛庆祥出狱后生活无着,有关方面试图用金钱收买毛庆祥,胡晓玲将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断然予以拒绝。数十年来,毛庆祥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颠沛困顿,胡晓玲深明大义,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庭重任。赡养父母,教养幼儿,全力支持毛庆祥投身的民运事业。在浙江,谁的妻子能如此无怨无悔地面对丈夫的两度入狱而坚贞如故。我的妻子性格柔弱,我非常担忧她在严酷的环境中受到太多的伤害,我相信正直善良的胡晓玲一定会向她伸出援手。出狱后别人告诉我,有人对晓玲很不尊重,我甚为气愤。

4、终于被打

监舍内隔壁的看守平时待人接物颇为平和,晚上值班时向我问起裁定的事,我如实相告,他安慰我说,也好也好,裁定早点下来,这个月还可以同家里人会见一次。原来,根据看守所的规定,凡是已决犯,都可以在每个月的月底与家人会见一次。我的思绪突然活跃了起来——“与家人会见”,是啊,整整半年了,家里的亲人都怎么样,那是多少个夜晚的魂牵梦绕。于是,我向那个口吃看守要来会见单填写了会见申请,并急急忙忙地给家里写信,已经记不起是给家里写的第几封信了,就是没有家里的一丝丝音讯。

我的一切努力都没有任何结果,直到我离开看守所,也没有与家人见上一面。而且我的所有信件,家里一封也没有收到。同样,妻子给我写的许多封信,我也没有收到一封。在那些信件里只是互报平安,索要物品,没有半点与案子有关的内容。由此可见,当局之所以没收了我们的全部家信,纯粹为了割裂我们家庭的亲情,从而打击我们,从精神上折磨摧残我们。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中共当局对政治犯的特殊迫害。

大大出乎意料的是12月14日,就在省高院驳回裁定的第四天,被看守指定为笼头的私盐贩突然发难,借口我在笼板上“走来走去”,让他看了“烦心”而突然对我大打出手,懦弱的我竟一时不知所措,反应不过来,毫不回击,以至于第二天满脸青肿,象似一只熊猫。一般在看守所内对在押犯之间的暴力行为都严厉制裁,我亲眼看见,楼上五狱有犯人打架,看守将一个在押犯叫到“教育室”殴打,打完再责令那人在走廊上从一头向那一头打滚,一遍又一遍,看得我心里发紧。周围的人告诉我,一般被打的人,这样满地打滚可以不留下青肿。我等待着口吃看守的处理,结果却使我瞠乎其舌,看守站在走廊上问私盐犯:“你为什么打他?”私盐犯笑眯眯地说:“他说反动话,他说共产党要灭亡了,所以我——。”口吃看守转过头来对着我说:“你们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这点伤算什么。”说完就走了。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自从那个姓任的看守所副所长号召给我“上上课”后,看守布置安排了这次打人事件。并且,为了怕引起监室内其他人的愤恨,看守立即将我转移到楼上五狱二室。楼上是已决犯监室,因为我的特殊“罪行”,怕我传播民主思想,本来讲过,我不换监室的。

这个叫李伟的萧山私盐犯一点都没有受到惩罚。

5、整顿—整蹲

楼上的监室里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劳动,缝制“天堂”牌雨伞。我实在惊讶那美丽如花的“天堂”雨伞,竟出自于地狱。大捆大捆的配件从铁栏间送进来,每人几十把,上百把分配好,然后,就开展争先恐后的竞赛。这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有觉悟的劳动者吗?但是,一个声音马上将我送回现实,那声音在走廊上高叫着:“抓紧做,哪个号子完不成任务,就整顿!”天寒地冻,二十个平方不到的笼子里关着近三十个人,雨伞一撑开就根本没有活动空间,坐下的站不起,站起的坐不下,只穿薄袜子的脚冻得生疼,冻得麻木。我的脚上没几天就冻出了一块一块硬硬的冻疮。安徽、湖南的小伙子个个都是缝纫高手,飞针穿线,活干得又快又好,只是一面干活一面讲着笑话,气氛煞是热闹,在外面观察敌情的看守不高兴了。

第二天分料时,我们笼子没有将材料送进来,来了个看守说:“你们干活时说话,今天要集体整顿。都给我站到笼板上去,排好队,蹲下!”大家都整整齐齐地在笼板上蹲好,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我个子大,排在最后,加之腰又不好,便坐在那里,看守竟没有发现,也许是后面光线暗,他看不真切,甚或是他不便自找麻烦。此时我才理解,那看守所的“整顿”,是“整蹲”,整体在那里整齐地蹲着。

6、笼头

每个笼子都有牢头狱霸,其权威来自于看守私相授受的公权力,只有得到看守或明或暗的支持,他们才敢胆大妄为。五狱二室的笼头是浙南缙云人,捕前在杭州三里亭一带横行,因未成年,判了一年徒刑,就在看守所执行,也许是与看守混个脸熟,被任命为笼头。别看他个头不到一米五,能量着实不小,因为他身负着看守“耳目”的重任。看守总是通过他来监视了解笼子里的一切,因为看守只相信他,所以,谁得罪、冲撞了他便会大祸临头。每次分菜,都要经过他的手,稍好些的菜他便大量截留,供自己以及巴结他的几个人慢慢享用。安徽人“高压锅”忍不住了,看他们吃得欢便走上去,伸出筷子就夹来吃,这笼头自知不是人高马大的“高压锅”的对手,不做声任他吃。

过了两天,看守来开门,让大家下楼去“放风”,楼下笼子靠北面一字儿隔出十平米见方一间的小笼子,上面封着钢筋栅,过一段时间把大家放过去站半个小时便算是防风了,因为这小笼子是在两层楼房的背阴面,除了夏天没有太阳,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放风”了。大家进去后,看守将我喊出来站在门旁,便命令大家背靠墙壁蹲马步。看守走了,谁都不敢动,生怕被看守看到遭来更大的麻烦。可是这活儿时间长了又吃不消,几个胆大一些的便要我看着点儿,看守过来了给他们打个招呼,大家可以偷一会懒了。

几十分钟后,看守回来了,他没看出这里的作弊,却带来一条竹片,上面缠着胶带纸,指点着几个人,要他们脱下裤子,露出屁股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打过去,看着那冻红的屁股在竹板下一条一条地变白,又变灰,变紫,看守突然转过头来,要我转过身去,不准我看。我转身后悄悄向后看,只见看守用两手抓住刚刚被打烂屁股的“高压锅”的肩部,用力一扯,“高压锅”便一个踉跄倒在地上。看守趁势用皮鞋踢他的膝盖、脚踝等关节部位,然后用竹片打他的嘴和脸。虽然看守没说一句话,可是我明白“高压锅”的挑战被笼头告发了,因为吃了不该吃的,遭到了报应——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猪八戒造型。

一连几天,我用悲悯的眼神看“高压锅”,他带着微笑用含混不清的话对我说:“没什么。”在笼子里,“高压锅”是很照顾我的,缝雨伞时,他说我的眼睛不好,便将我的那份任务拿去,与几个湖南、安徽的小伙子分了,让我为他们绕线、绷伞面,做一些辅助的活。这样被打一顿确实也没什么,比起以后我在牢里看到的那些被警察逼口供而打伤、打残的人,差远了。

7、千年之忧

圣诞节到了,大家的情绪都很不错,趁着看守不在的机会,有人提议笼子里搞一堂自娱自乐的“文艺晚会”,在分配节目时,我自告奋勇担任“节目主持人”,竟把整堂“晚会”,搞得笑声不绝。结束后,大家余兴未尽,一定要我唱一首歌,于是,我收腹挺胸,中气十足地唱了《重归苏莲托》,隔壁牢里有人吹着口哨为我伴奏。他们也一定被我们的欢乐气氛所感染。

199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看守所破例在走廊对面正对每个笼子的壁柜里摆上一只小小的彩色电视机。晚饭后,大家隔着铁栏向对面望着。因为是“破例”,不看电视的可以躺被窝。我望了一下电视,接收极差,整个画面鬼影幢幢,旁边笼子收视其它频道,声音也一片混乱,但在这种地方,没有书报、没有棋牌,甚至不准互相说话,能看上这样的电视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我默默地坐在被窝里,一种莫可名状的忧伤紧紧地缠住我的心,“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在这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刻,在民主政治席卷全球,现代科技已经使地球成为地球村的时代,我和我的朋友们却为了理想,为了追求一种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的先进制度而被判处重刑,过着非人的生活。我们图什么,只不过希望民主政治早日在中国大陆实现。记得中国民主党申请注册之初,从山东传来已经注册成功的消息,得到这个消息,毛庆祥对我说,好了,共产党开放党禁了,中国进入民主社会了,我们也该退休了。我说:“是啊,我们一没学历,二没精力,以后的事就让年轻人去竞选吧。”有人问过我,你们搞民运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夺共产党的权,我说:“这是冷战思维,你中了共产党宣传导向的毒,我们搞民运是为了让现代政治在中国实行。只要共产党改变了以往的那种漠视人权,践踏人权的做法,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我照样拥护共产党执政。”

在我们中国,有许多优秀人才在共产党内。说实话,我反对暴力,反对暴动造反,历史证明,这种做法给人类带来的破坏和伤害是无以复加的,只有噬血成性者才鼓吹这种行为,而在中国几十年反人性教育下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实在是社会进步的隐患。怎样才能唤醒共产党内健康力量的现代政治意识呢。我接触过许多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他们也深为垄断政治感到耻辱,他们认为凭自己的能力未必不能参与竞争,而垄断却保护了一个平庸的官僚集团,这些人是既得利益的受益者,也是政治改革的绊脚石。1898年,一心要坚守“祖宗体制”的慈禧太后镇压了戊戌变法,一意孤行,断送了自己的生存机会,更为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浩劫。

8、热泪潸然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民主党注册成立于1907年,虽然其成员都是政府中下级官吏,但是这毕竟标志着开放党禁,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政治生态最好的年代。然而,对清政府改革失去信任的革命党,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挠政治改革,甚至暗杀行刺出洋考察现代民主政治归来的五大臣。一百年来,有多少罪恶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而鼓吹和平、理性、非暴力改革的我们却锒铛入狱,还有一盆盆的脏水迎面泼来,更有冷箭从自己的营垒射出。

在共产党的喉舌报刊上,鼓唇摇舌的御用文人说我们是“螳臂挡车”,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思潮,我们百口莫辩。

此刻,家人怎样了呢,几天前看守所安排了一次家属会见——根据共产党的法律规定,已决犯可以在看守所安排会见。但是,我的会见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就连为什么不能同意会见的说法也没有,眼见得一批又一批的人唤出去会见,等到最后也没有喊我的名字。共产党的法律是为自己制订的,当他们制订的所谓法律对他们没有好处时,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当年刘少奇失欢后,枉然地拿出《宪法》来说事,最终也没逃脱被整死的命运便是一个明证。我渐渐明白过来,这是共产党借所谓的法律之名搞的政治迫害,我大可不必当它一回事。

妻子能不能当机立断选择离婚来避祸,减少当局对她自身的迫害呢?1979年初夏,植物园来了一班青春活泼的年轻人,那是杭州铁路医院来学习中草药知识的实习生,当时,我正在《城市绿化树种选择》编写组画插图,授课的裘宝林工程师邀我去为他讲课时现场作图解。在与实习生的接触中,我结识了她,又经历了种种波折,我们终于携手人生,二十年光阴转瞬即逝,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我想到那首蒋士铨的《水调歌头》:“几见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闻道十分消瘦,为我两番磨折,辛苦念梁鸿。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咫尺千里,阴阳两隔。她渴望得到的平安生活在哪里?我当年许下的诺言在哪里?无声无息,静寂中热泪潸然而下——

9、泣血“天堂

2000年元旦,休息了一天就开工干活了。1月3日大量的“天堂”雨伞等着完成,大家匆匆吃了晚饭就接着赶工,场地窄小,我将蒙好伞面的半成品搁在“蒙古包”(注,每天起床后将二十几条被子叠在一起,外面用毯子蒙上,以利观瞻。押犯起名“蒙古包”)上。5点半左右,垒得高高的雨伞突然滚塌下来,周围坐满干活的人,情急之下我赶快伸手去阻挡,不料滚下的雨伞撞在我左手撑开的伞架上,而那伞架的伞骨不偏不斜直插我耳膜,只听“啪”的一声,满世界的立体声变成了单声道。一阵阵的疼痛随之而起。狱友见状,急急地欲将此事告诉看守,以求救治,却没有看守在岗。过了近两个小时,值班看守来了,狱友向他报告了我被扎破耳膜的事,那看守将信将疑,问谁看到了,最后表示,今天暂且熬熬,明天送医院去看看,

第二天早上,主管看守来了,带我去看守所医务室,那医生说耳膜上有米粒大的小孔,便拿来一副手铐,将我铐上,由几个警察押送去了庆春门外的劳改医院。颇感意外的是,就在医生给我开处方时,有个警察竟利用我的处方为自己开了两瓶“舒乐安宁”,须知,那种药是看守所和监狱的禁药,这警察胆子也够大的,由此可见警察纪律之松弛,法规之懈怠。配去的消炎药服了不到三天,我便送去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了。

“天堂”牌雨伞至今仍在各个看守所和监狱大量地加工生产。据说,“天堂”牌雨伞外销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很受欢迎。当那些绅士、淑女人手一握,步履盈盈时,是否会想到在那阴暗的角落,遭受着身心双重苦难的劳役者的怨愤。那是一种违反人道、违反国际法的强迫无偿劳动,那是一种没有劳动者任何权益的役使。中国的良心犯、政治犯也在此列。无疑,纵容这种邪恶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人类良知的亵渎。凝满劳改犯血泪的劳动所得如果不是成为公安看守的灰色收入,想必都成为共产党的“党产”了吧。

第二部、在浙江省第六监狱

(一)起解

1、不再“看守”

2000年1月6日晚,看守来通知要我准备好,明天送监狱。笼子里微微漾起了一阵波澜。大家打听明天送哪个监狱,有说十年以下都是去乔司监狱服刑的,送药的医务犯来了,大家向他打听,他一口说:“明天送的都是乔司监狱。”于是猜测结束。又开始了七嘴八舌的监狱介绍,有的说,乔司监狱是从事农业劳动,十分繁重。有的说,乔司监狱的警察素质极差,当年农场里留下来的知青没有回城的就穿上警服当了狱警,喝酒成瘾,打人很凶。顺便还讲起许多趣闻逸事。

我开始整理物品,除了在笼子里随身带的日常用品,其他书籍、笔记、衣物统统不知去向。经再三查询,从口吃看守的抽屉里找出一本《诗经译注》来。因为笼子里的人平时没什么吃的,我将食品分送给几个外地的狱友,也就“准备”停当了。

第二天早晨,看守来开了门,我扛起被褥就出发了,移交给别的警察,我就离开了这艰难度日的看守所笼子了,在这里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看守所有个陋习,每天晚上每个在押人员必须值班二个小时(笼头例外)。值班警察轻松了,可是却苦了我们,天寒地冻的时刻,夜深时分坐起来值班二个小时,实在不堪忍受。主管看守某次对笼头说:“他也值班吗?”笼头说“是”。看守说:“他年纪这么大了,不要再叫他值班了。”笼头回答说,现在人少,过几天人多了就重新安排。其实,笼头心里明白,看守只不过是说给我听听而已,故意搪塞搪塞,事后什么都没改变。据说监狱里有专人值班,没有这种要在押犯每晚轮流值班的事。想想这“看守所”也确实是个多解词,既需要我们被人看守,也需要我们大家轮着自我看守。

负责起解的警察似乎对我比较放心,将我带到里面的三狱,让我等在外面就进去提起解的已决犯。十几分钟后,出来了两个长相清秀的犯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二人竟都是重大抢劫犯。以至于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车出看守所大门,又看到奇怪的事情,有一个外地中年人骑着一辆摩托车等在大门口,我们的警车一开,摩托车就紧紧地跟上。肯定是那人的亲属在我们的车上,可是这押解犯人应该是高度机密的事,犯属怎么会知道呢,由此可见,看守为了“好处”费,竟在私下干着枉法的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2、入仓验货

在手握冲锋枪的武警押解下,大型警车向城市东面驶去,从庆春路沿杭沪公路,穿过乔司到达海宁地界。向东的车到一个小路口向南弯去,我看到左侧有一个工厂模样的门券,标着“杭州铣床厂”的字样。再进去数十米,警车停下,押车的警察叫我与那两个抢劫犯下车,带进一幢四层小楼。

那是一个医院,(后来知道这是浙江省第六监狱的监狱医院,从业的都具有警察身份——不同于监狱内的“监内医院”,由各种犯人来充任“医生”,那已经是后话了。)押送的警察照常非常放心地让我们三人站在走廊上,顾自己进了医生的房间(说是房间,不很贴切,但那里显然平时没有什么病员),带上门。过了好长时间,门开了,警察唤我们依次进去。我先进去,一位年长的医生打量我一番,让我称了体重、量了身高,然后对另一个医生大声讲:“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六。”接着又稍稍问了我的案情,似乎有些惋惜的样子。然后,我奉命去放射室照了x光,医生也草草完事,明显是应付某一种临时的安排。进监狱后,我问了老犯人,说这种检查从来没有听说在监狱大墙外的医院做过,显然,省六监在当时是将我作为“黔驴”处理的。或者他们颇有些作秀的嫌疑。不过,这种所谓的体检就像货物入仓前的检验一样,甚至比那些货物还不如,货物在仓库里灭失了,货主要追究,人一旦在里面被弄死,谁追究。这便是黑狱之黑了。

从医院出来,看到大型警车仍旧停在路上,押送的警察带我们去车上取了行李,便向监狱大门走去,一尊狰狞的石兽蹲在大门前,这就是传说中的九龙之一——狴犴,守护君王威权的神兽。禁闭的大门从来不开,警察带我们走进旁边的小门,一条短短的甬道,传达室的深色玻璃窗使人望不见里面的人影,尽头一面大镜子,我略停一下,看看自己久违的脸,右眼下眼眶还有着玫红色的淤斑,眸子清澈,透出善良和仁慈。我心里一阵欣喜,残酷的境遇,罪恶的渊薮,到底没有改变了我的天性。剧烈的打击没有撼动我,漫长的刑期又能奈我若何。警察打开镜子边上的小门,里面就是阴阳两隔的地界了。

3、奈何桥上

警察将我们带到一条臭水渠的小桥上,又径自去办事了。(同来的抢劫犯说,看守所将犯人送到监狱,要向监狱收钱,每人一千五百元人民币,戏称看守所是“人贩子”。其实,他们收取的名义是在看守所的生活费,我在看守所住了三个多月,不算劳动产值,也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的钱,国家财政用纳税人的钱所拨的行政费用呢?)一入狱门深似海,面对着重重铁门,同来的伙伴情绪低落,特别是那个叫裘琦的,正新婚不久,他犯事已经是很多年了,为了摆平官司,多年来向公安派出所托人情,已花费数万元钱,关系人已告诉他事情摆平了,没想到公安部门为了完成什么指标,楞是将他抓来凑数,被判了十五年,落得个人财两空,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就判了,至少不用折腾着结婚,凭空增加一个怨妇。我知道,这种事在当今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为了追求完成各种指标,为了增加金钱收入,几乎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在利用公权力作为寻租手段。如前面的萧山遣送站。有的为了破大案、立大功,不惜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养虎成患。他们“捉放曹”是为了财路不断。他们敲诈勒索双方当事人,更使法律的尊严丧失殆尽。当然,在恶法横行的地方遑论尊严。

显然,六监的财会人员还没来上班,那警察又来到我身边与我聊起天来。

这时,我看清楚那是一个儒雅的年轻人,他问我:“你以前当过兵吗?就算在里面当几年兵吧。”我说我没有当过兵。他接着说:“我看过你们的东西,我觉得你们的(政治)要求是对的,我们的社会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你们的(政治)要求目前提出来太超前了,现在实行的话,社会会引起混乱,你在里面呆上七年,七年后,我们的社会肯定发展到那一步,你的想法就和社会同步了。”我把那座小桥称作“奈何桥”,因为它就坐落在戒备森严的监狱大门前,我把监狱大门称为“鬼门关”。传说中人死后,灵魂在进入鬼门关前的奈何桥时,必须将尘世的一切人事彻底忘怀。但是,我无法忘怀这个年轻警察的话,他时时在提醒着我的责任感,启示着我这世界上没有让步政策,既得利益集团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鞭策着我必须为正确的目标作坚持不懈的奋斗。

(二)入监队

1、新地旧事

乍进入监队,就象进入了一个乡村敬老院,干净的院落,粗劣的仙鹤、熊猫、龙和羊羔雕塑,水泥桌凳,水泥围栏,有几个老年人在慵懒地晒着太阳,修篁雀啁,园亭飞檐,一派平和恬静的景象,不禁令人思绪遄飞。

这是东西长约四十余米,南北宽约十五米的长方形院子,走进院门左侧是一条垒坎培土的绿化带,上面种着竹子和水杉,绿化带中间建一只歇山式的半亭。右侧是一长溜十几间陈旧的平房。西面筑一个水池,垒以假山,缀以仙鹤,里面还养着鲫鱼,供人垂钓(自然不是一般的人)。整个院子空荡荡的,笼罩着一种孟冬时节的静谧。

我们三人被带到歇山亭里站下,施施然过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他进了亭子朝我们略一打量,便要大家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拿出来检查,没收违禁品(诸如香烟、打火机之类)以及外衣裤。发给每人单棉囚衣裤各一套,还有搪瓷饭盆,塑料调羹、塑料凳子和钢笔、纸张、墨水等学习用品(事后知道那是须自己掏钱的)。在检查中,他不时提一些问题,如罪名、刑期、籍贯等等,我回答提问后,他笑了起来说:“你们在复兴茶室开‘一大’?”——那是1999年2月20日,大年初五,毛庆祥、吴义龙安排在复兴茶室举办一次新春联谊会,有社会各界的朋友前来联欢。正当大家欢歌笑语之时,突然茶室被国安、公安层层包围,坐在桑塔纳里的便衣还戴着耳机似乎在侦听着什么。他们在茶室门口设一道口子,政保科的郑刚和张建华守住口子,一批一批地从茶室里提出人来查身份。11岁的女儿吵着要回家,我便将她带出去。郑刚拦住我不让走,女儿要哭了,郑刚才无奈放行。

刚出门拐弯,北京来的朱锐迎面走来,她显然不知道离她十几米的拐角处布满警察。我让她坐在我的摩托车后座,赶快带她离开。事前王东海没有讲朱锐要来杭州的事,国安警察显然是知道的,他们在里面细细过滤,找的就是这条“大鱼”,事后,郑刚还骗我,他们“抓到了朱锐”。在茶室里最后将来自山东的王金波抓了起来,短期羁押后,由山东警方派人押回。当我将里面的情况告诉朱锐,她显然有些紧张,说她万一出,带来的儿子很放不下心。我对她说,只要我朱虞夫没事,她就一定是安全的。我带她穿过一家商店,到达另一个小区的庭院,她突然很关切王东海的安全,我便出去将王东海找回来。然后我们一起拍了照片——这位老者的话使我想起这些并不久远的事,也使我明白他们是在收听《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当然,在监狱里这种“享受”需要特权。事后我听说,他姓钟,是因贪贿而入狱的前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2、杭州杭州

钟秘书长去叫人来给我们理光头,我们等着,这时从里面出来两个人,一个敦实的中年男子挽着壮实的青年男子的肩脖过来了,到了亭子前,年轻人问:“谁是反革命?”我身边的两人齐刷刷地朝我一看,年轻人便问我:“你认识他麽?”我看看那中年人,并不认识,但贸贸然说不认识又不礼貌,便回答:“好象面熟,但我记不得了。”中年人眯着眼朝我打量,微微笑着。

年轻人说:“他是某某公司老板邵明德。”

“某某公司?在哪个地方?”

“就在浙二医院对面。”

“噢,我想起来了,是千越百货吧?”

“对啊。”

我立即想起了那个风靡杭城的传奇故事,某个体老板用金弹打翻了一大串公安高官,市局、省厅头头因为丑闻会影响政局而被上面死保,荣获公安部模范公安局称号的江干公安分局局长吴伟虎被差点枪毙,幸亏检举揭发他人才留下一条命。我面前的就是这出《新官场现形记》的大导演了。这故事在看守所脍炙人口,各色盗贼都绘声绘色、添油加醋不厌其烦地奉献自己的版本,津津乐道那些人模狗样的警察其实内心比谁都肮脏。邵明德见我似乎知道他了,朝我笑笑,说:“大家都是杭州人,以后有什么事跟我讲一下。”还是搭着年轻人的肩走了。

等的时间真长,钟秘书长还不见回转。又从外面进来两个穿白褂子的人,我想自己刚在两天前去医院看耳膜破裂,看守所没有将病历和药转过来,顺便问一下情况。那年长的医生一口杭州话,耐心地向我介绍了情况后,问我:“你夫人是铁路医院的吧?”我以为他认识我妻子,便说:“你认识她?”他摇摇头说不认识,接着又说,听说你会画画,搞过雕塑。我感到奇怪了,问:“你听谁说的?”“你夫人。”“什么时候?!”我更惊讶得目瞠口呆。他诡谲地一笑,点点耳朵,说:“不要告诉别人。”我恍然大悟,哦,《自由亚洲电台》!哦,谷季柔小姐!还有江南先生!在这深牢大狱内,在我久久没有家人一丁点儿音讯而苦苦思念的时刻,你给我带来了福音!从我得到的信息,我知道妻子选择了与我共同面对苦难。记得王有才入狱之初,我与王夫人胡江霞谈起对王有才的社会关注,胡江霞不无忧虑地说,海外媒体关注一阵,以后就不会再关注了。当时我无以言对。是啊,虽然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入狱,入狱也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旷日持久,当你失去所谓的“新闻价值”,还有谁再来为你呼吁,用你的牺牲和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和良知呢?当我得到了这个信息,我感谢那些敬业的传媒记者,感谢他们的慈爱,那是一种博大的人类精神的体现。

3、强理鬼头

钟秘书长回来了,将我们的外衣裤收走,说是要拿去烧毁。对此,狱方一直是这样做的,也从来没有人表示过异议,虽然那些人的高档衣物都动辄价值数千元。但是毕竟大多是不义之财,况且从他们的心理上还有想巴结一下狱方,以博得对方几分好感留点后路的考量。可是,我却觉得狱方的这种做法有违法之嫌,不管因为什么“罪”入狱服刑,个人的财产权不能任意侵害。我要求将自己的衣物在家人探监时带回家去,钟秘书长感到很为难,旁边的裘姓犯人也劝我:“你那衣服值不了多少钱,看我的那么好,烧了也就烧了。人都这样了,还计较什么。”当局就是利用了人们处于绝境,自顾不暇,才可以任意胡为,别人可以无所谓,我为什么不起来问一个为什么?我还是坚持不能烧,钟秘书长见我那么“拧”,便作了让步,提出一个中庸方案:挑好一点的留下,由他们保管,家里来人时带回去,其他的烧掉。我略一考虑便答应了。(我离开入监队后,有人告诉我,这个烧衣服的陋习改了,狱方将犯人的衣物捐献给了西部贫困地区。当初如果是这样,我也是非常乐意捐献的。)

我们在亭子里吃了中饭,一铝合蒸饭和一勺茄子。理了光头,(监狱怕服刑人员逃跑,更为了使服刑人员有“身份意识”,平白沾上几分鬼气,每个月强迫服刑人员理一次光头,不久来了新的管“改造”的副监狱长蔡文光,为自己的位置安稳竟随意加码——下令每半个月理一次,天寒地冻,服刑人员苦不堪言,大家赠其“蔡剥皮”外号,更有人打油“只为一人保乌纱,三千男儿齐落发”)。钟秘书长又叫人在我们所有留下的衣物上打印上鲜红的油漆号码。2000年我们是第二批进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的,号码从003至005,我稍加谦让,狱号便是600005.到傍晚时,大队的人收工从外面进来吃饭,院子里顿时喧闹起来。该是将我们安排到监舍的时候了。003和004相继安排进了两个严管组,我一个人晾在亭子里。一会儿,过来一个独眼人,他对我说:“喂,王有才在那里叫你。”我心里一乐:王有才在常山的省一监,怎么会在这里呢?再说,共产党连我们同案见一面都那么害怕,还会把我们放在一起吗?但是既然有人会向我说起王有才,想必这里有熟悉或关注我们的人。于是我带上铺盖随他走去。

到了严管二组才知道,刚才这个组的组长向对面亭子望去,见我长得黑大粗,以为我是江洋大盗,而把那个白净文弱,还在眉心纹上一粒痣的抢劫犯台州人项某当成了反革命。待将他唤去询问后,才明白搞错了。于是,他告诉我,在省看守所时,他与王有才关在一起,王有才就长得很白净。接下来,他又讲了许多王有才的佚事,如有人问王,参加民主党是否有钱,王说没有钱,那人说没有钱谁还会参加呢,王就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民主理念,口干舌燥,乐此不疲。于是,我知道了,王有才入狱后怀着基督徒传道士的心态,并不屈服消沉,他如殉道者般的平和安宁,仍然为自己的信仰执着坚守。

几天后,我遇到了从北京转来的丁林平,丁曾在北京承包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一个公司,被控诈骗受刑,1999年底送回原籍服刑。他曾与胡石根一起关过,讲起胡石根也是这种心态。我感慨万千:我们不幸的民族有幸拥有这样的赤子,然而,当恶魔在吞噬着他们的生命时谁施以援手?!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落井下石,有人嘲讽讥讪,有人趁火打劫。

4、下马之威

这位叫周郭海的严管组长还比较开明,他原先是宁波镇海某电厂的工程师,因经济问题判了17年半,他说已为打官司化了几十万元钱,律师还希望他将官司打下去,他认为不如把钱用到牢里,找个关系照顾一下,刑期减一半,日子好过些。这一招还确实灵,他比我早来一个多月,挂着鲜红的严管胸牌,却当起了严管组长。后来有个他的宁波老乡曹某告诉我,周化了十万元才得到这个位子。当然对于案值数千万的周,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说他开明,是因为也许他有点文化,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新犯人,底气不是很足,他对我没有什么盛气凌人的地方,另外一个名叫徐敏的人则张狂多了。

我进入监队的第二天,周郭海组长通知我去隔壁的教育室,他将我带到门口,要我向里面那个穿便衣的人喊报告,我进去,他转身就走了。那个扁脸的人坐在办公桌后面,一口诸暨腔调叫我站好,就开始训话,我糊里糊涂弄不清楚这人是干什么的。训话结束,那人严厉地警告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滑头滑脑,就给你吃生活”。回严管组后,别人告诉我,那人叫徐敏,原先是一个银行管信贷的,受贿放贷造成了银行大量损失,被抓来。其实也是在这里服刑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世界奇观,在这地球上唯有共产党国家有这等奇事,入狱服刑的罪犯竟可以在这里行使国家公权力,他无非是花了几个不义之财,监狱当局就连自己的《监狱法》都不要了,将管理交予他人,更何况是犯人来执行了。奇怪的是大约两个星期后,他与我单独相遇,以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对我表示,他也是没办法。

在我的整个服刑期间,入监队的这种现象还算是轻的,以后看的多了,愈演愈烈,每况愈下。我出狱前不久,问起医院诸暨籍服刑人员张凯,徐敏出狱后情况怎样,张说,听说徐敏出狱后先到当年受他“照顾”的朋友那里,由朋友照应,但是,他已经习惯了颐指气使,朋友无法忍受,崩了。又找过几个地方,都适应不了,目前很失落。我曾从某个资料上看到,某地有一批警察去应聘找工作,没有一个成功的。滥用权力是维持专制的必需,但是却戕害了滥用者的人性,对于专业的警察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假洋鬼子。

我想,从这一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出,共产党的监狱是政治犯的地狱,是腐败分子的天堂,毕竟目前中国贿赂公行,那些警察十有八九不干不净,他们与坐牢的腐败分子比较,无非是一个被抓起来了一个没有抓起来而已,没抓起来的也要趁早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们与那些腐败分子惺惺相惜,当然将他们奉为座上宾了。腐败分子在监狱有一个特别的称号——“职务犯”,我遍查各类法律法规都没有这种说法,但是有狱吏告诉我,上级司法部门规定职务犯应该享有特权。我想,徐敏那天对我的训话也许就是书上所写的给新囚犯的“下马威”吧,别人敲打的是肉体,而我被敲打的是尊严。

5、马仔们

徐敏有自己的办公室和专用餐厅,在“职务犯”中间,他说什么也排不上号,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区的科级,却也如厅局级的钟秘书长一样配备有专门洗衣烧饭的“马仔”。起初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出去干活了,水池边总有几个年轻利索,面目姣好的外地犯人在洗涤衣物和大量的炊具。别人告诉我,这些都是“马仔”,日子一长,我也渐渐知道谁是谁的马仔了。钟秘书长独居一个小屋,除了马仔和几位老大,谁都不知道壶中乾坤,只看到一面墙上开着六七个排风扇口子,油渍如长瀑般挂向地面,那是各位特殊犯人的一人一灶。靠墙是一排大涂料桶,起初,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后来有胆子大的将盖子揭开看了,才知道那里养着一桶桶的水产品:螃蟹、中华鳖、河鳗、鲫鱼和各种时鲜。

也许大家会奇怪,重重禁苑的监狱里哪来时鲜水产,这些都是外面用运加工材料和产品的汽车装进去的。隔壁院子是手加工的工场,劳动产品有塑料夹子,棉拖鞋、各种包装袋和包装盒(大多是冒牌的名牌酒类和化妆品包装,生产这类侵权物品监狱是最保险的,没有人能到里面查处,也没有人能向任何部门举报,所以业务不断,生意兴隆。)。汽车停在院子门口,劳动组长组织大家去搬运货物,我看到周郭海组长也向汽车走去,我想难道他也去搬货吗,只见他熟练的走到驾驶室前拉开门,提出一只黑塑料袋,交给身边的马仔,马仔便一阵风地跑回去了。两米外就站着狱警,笑眯眯地看着,一付见惯不怪的样子。

早上我们出工,路过钟秘书长门口,正是他从隔壁院子跑步锻炼回来的时候,马仔已经将一盆热水准备好了,只见钟秘书长将两手放下去,试试,然后做一个手势,不用讲话,马仔立即领会,或加热水,或加冷水。这些马仔都是千里挑一的机灵鬼,主人稍不满意立即撤换。对这些马仔来说,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无比幸运,出去干活加班加点每个月只有两分,做马仔每月十几分,劳积、记功、表扬由主子说了算。只要将主子伺候好了,平时狗仗人势,见人高一截。连狱警见了马仔都礼让三分,投鼠忌器。平时,马仔不吃牢饭,主子的残羹剩饭都是生猛海鲜。烟酒等赏赐更不在话下。

但是,也有失风的时候。某次,入监队分监区长金平在邵明德的房间里午睡,邵明德炖好一支六千元的野山参,等金平起来后服用,没想到金平起来后,邵明德一拿杯子是空的。立即喊来马仔耿某一问,耿某说,他倒掉了。邵明德一个耳光扇去。不解气,又让弟兄施某带到被包仓库里修理一顿。耿某了解的内幕很多,常常不经意地流露一些,这些事成为了犯人间的美谈。

耿某的主子后来被新上任的李姓副监狱长整掉了,邵明德通过监狱管理局的关系,换去了湖州的监狱。耿某没能带去,很失落,虽然邵明德为他铺好了路,但是毕竟没有以前神气了。原来在他面前很谦恭的狱警也不怎么谦恭了,某次,一个唐姓狱警对他明显冷淡,耿某就回到监房里说:“这个唐勇军当年结婚,老大还让金平送他二万元钱呐”。

6、《入狱通知》

没有家里的任何消息,在看守所时家里送来的物品被我转送其他外籍犯了。没有起码的生活用品,一下子我陷入了困境。据狱方说根据法律规定,在我入狱15天内,监狱会将《入狱通知书》寄给家属,可是家里迟迟没有人来。手纸没有了,起初向别人讨,后来自己也难为情了,便捡废报纸用。邵明德听说了我的窘况,悄悄委托隔壁严管一组組长郎敏军给我送来一袋生活用品,肥皂、牙膏、牙刷、毛巾、洗衣粉、手纸一应俱全。那天我正趴在床前看报纸,老郎将一只塑料袋放在我身边,附在我耳上悄声说:“这是老大给你的。”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狱方在我还未转来时,便告诫其他人不准对我提供任何帮助。更由于这位邵明德人称“老大”,是省六监许多狱吏的“财神爷”。要是真的弄出事情来不好交待,特别关照过他,不要与我接触,但是他还是对我施以援手,这多少要感谢海外媒体的报道了。

15天的通知时间早就过去了,监狱里开通了所谓“人性化管理”的“亲情电话”,每周都有新犯人去打电话。每次的电话审批单我都要来填写,但是,每次都没有我打电话的份,看到别人去打电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去问严管组长,说不知道,他并建议我写信,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也如泥牛入海。其实,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已经是十分明显了,但我竟还没有想到。有时候,干脆识破了他们的险恶用心,自己也免却了烦恼,可是我抱着幼稚的想法,还为所谓的“依法治国”所欺骗,就不免更加倍的受着精神的煎熬。狱方正冷眼地在观察着我,在利用我的信件了解我的心里活动。我知道,家里一定没有我的消息,否则不会不来探监,而且家里的亲人一定对我的去向很着急。还幸亏我进来那天“发”了许多物品,到监舍后又被强迫购买了“规范被”和“规范床单”等形象物品,欠下了监狱的钱,快月底时,主管我的民警找我“谈心”,我表达了对家人不来探监的焦虑,显然,这警察也对我的拖欠有些焦虑,他竟拿出手机让我与家人联系。相隔家里仅仅二十公里,几元钱的车费,几十分钟的车程,竟使我饱受熬煎,最荒唐的是,我与家人的联系竟是用如此的违法手段给解决的。

不出所料,妻子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去向,从话筒里传来她焦急的声音,她一迭连声地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告诉她自己的所在,并告知乘车路线。入狱快一个月了,我家人根本没有收到什么《入狱通知书》,我犹如被黑社会绑架一样,失了踪。我家人的知情权被无理地剥夺了,共产党“依法治国”的遮羞布处处露出破绽。

7、探监时分

1月30日,妻子来了。监狱里来人将我带去会见,将出大门时,那人叫我等着,我的目光穿过面前铁门中间的栅栏望着30米外铁门中间的栅栏,果然,从栅栏外我看到了女儿的面容一闪,然后是儿子,一会儿又出现了妻子和妻子三哥的身影。我和孩子们挥手致意。啊,久违了!从这里到我家仅仅只有20.17公里,半年多天各一方,音讯不通。仅仅为了争取言论和结社的权利,在这个政权的法律里成为最严重的罪行。半年多来,我的家人饱尝了失去亲人的思念之苦。特别是在最后的这近一个月里,竟然我的影踪都没有了。没人负责,没人说明。

好不容易,办好了会见手续。我们被带到一间狱警的办公室里,看着半年来长大不少的孩子,看着半年来不堪警察骚扰,为我奔忙操劳而明显消瘦、憔悴的妻子,我一时语塞。想到七年的刑期刚开始,以后漫长的日子里不知道还有多少经济的、精神的压力在等着她,妻子的性格柔弱,政保科的特务们不知道会怎样地迫害她。(后来的事实证明,郑刚对待刚烈的胡晓玲有所收敛,而一次又一次地去妻子单位骚扰她。)我想,是否离婚可以减轻对她的迫害呢?于是,我脱口说:“我们还是离婚吧!这样对你的伤害会轻一些,我被抓以后,郑刚他们一定会来迫害你们的。”旁边监视我的分监区长金平立即打断我的话,厉声说:“朱虞夫,你态度端正一些,你老婆好心来看你,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妻子说,郑刚一次又一次地去她单位,动不动就将她叫到保卫科去训话,说是给她“把把关”。她不堪骚扰,对郑刚说:“我跟他离婚,你就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吧?!”郑刚说:“你要末搬走,不住这里,否则,离了婚,我们还是要来找你。”既然离了婚依然要遭受迫害,那么就随它去吧!

我问起家里人的状况,妻子说,他父亲已经在去年9月9日去世了,当时去向公安部门要求让我参加追悼会,但是被拒绝了。9月9日,我还没有逮捕,是处在所谓的“监视居住”阶段。而依据共产党自己订的法律,监视居住并不限制人身自由,不能算刑期,可是我不但不能参加岳父的追悼会,连他的讣闻还是在四个月后才知道,这个邪恶的制度啊,是何等的没有人性,没有人道,公民的权利想怎样侵犯就怎样侵犯,无所顾忌。

被捕那天早上,我用摩托车带女儿去上课,平时女儿最喜欢坐在我的膝盖上。于是,我将女儿召过来,抱上膝盖,也许是女儿看到我那透着暴戾之气的光头十分不悦,显得很生分。我只能遗憾地将她抱下去。仅仅半年多,我的家庭亲情遭受了何等严酷的伤害。毕竟我从事的是在现代社会理应受到政府保护的行为,我争取的是符合联合国公约的权利,我为了追求中国社会美好的未来。

8、再见母亲

下个月,母亲在妻子的陪同下来监狱看我。苦命的母亲,在她的一生中经受过多少打击啊!命运对她的善良仁慈,她的勤劳正直却没有给过好报:她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诬陷毒打,愤而自杀;丈夫因为曾在国民政府总统府任职,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为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以死抗争;如今,大儿子也因为追求理想而锒铛入狱。她益显苍老,她忧心忡忡,她没有担心自己七十六岁的高龄,却担心我严重的高血脂和冠状动脉肿瘤,她怕我抗不住七年多的刑期。毕竟我家已经有三代祖孙不见面了,我父亲没见过祖父,我没有见过祖父,我儿子也没有见过祖父,难道这个悲剧还要继续吗?

母亲关切地问我,里面饭能不能吃饱?她以母亲的关爱抱怨说,为什么别人没坐牢,你来坐牢呢!她一定听别人说了,有个别圈内的人,总是很安全,留在外面为当局做控方证人,在许多民运人士身上扎下刀子,换来自己的安全。可是,我知道,深明大义的母亲能理解我的心情。我想到了希罗多德《历史》一书所记载的古老斯基泰民族的献祭,他们献给神的是部落里最好的人和物。我为自己有幸选为神圣事业的祭品而感到荣幸和自豪!那些人能有这样的价值和机会吗?我对母亲说:“为什么我不来坐牢而将这么好的机会让给别人呢?你有六个孩子,就献一个给国家吧!我已为这一天准备了许多年。”我早就把儿子送去奶奶身边,借以替换自己,以消除母亲的晚年寂寥。

我对母亲说:“娘,我坐牢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抓我坐牢的政府,他们那么怕我就是证明。”母亲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在里面要管好自己的嘴巴,祸从口出啊。”经过了大半辈子共产党统治,母亲也如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胆战心惊度日的中国人民,恐惧已经成为常态。我不忍心再让她担心,就顺着她说,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准备在里面学习一门外语,让妹妹下次带一些日语书来。母亲的担忧减轻了,在结束会见时她拿给我亲手翻制的蚕丝绵衣和妹妹们送给他服用的营养品。儿行千里牵母心啊,如今我将远行,那是漫漫的七年征程,那是充满邪恶之火的荆棘路,有慈母的关怀,有妻儿的祝愿,我的步履一定稳健而有力,我的信仰之火决不会熄灭。

母亲回家后一直为我的健康担忧,她听说坐牢的人可以保外就医,就托人写了报告,让我妻子送去监狱管理局,他不知道,在这个社会里,许多事是由潜规则决定的。共产党的法律并没有铁定的标准,否则,社会哪能腐败至此。

9、劳动改造

每天,犯人都带去隔壁院子做手加工劳动。那是一长溜监房,将后面天井与围墙间盖个披顶,下面便成了作坊。极为简陋的所在,两列破旧的水泥双人床架便算是工作台了。虽然屋顶和围墙的连接处用纸板和塑料纸遮得严严实实,寒冬的穿堂风还是吹得人直打哆嗦。身上可以多穿衣服,手脚和裸露在外的耳朵长起了冻疮。脑动脉硬化的我,缺少头发庇护的光头被冷风吹得胀痛难忍。有一个名叫朱生的年轻人总喜欢坐到我旁边,悄声与我聊天,我对他说起头痛的事,他立马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送给我,他说自己可以再去做一顶。在谈话中,他告诉我,他是海宁人,曾经因为组织中国工人党被判过8年刑。后来他调去省二监服刑,遇到祝正明谈起过与我相遇的事。

听严管组长在问别人,有没有懂汉语拼音的,监狱教育楼需要教拼音的扫盲老师,问了几个人都不会,我想自己在年轻时喜欢写诗,还好好地专门研究过声母、韵母,便接茬说我懂,没想到,他朝我瞥了一眼说,你再懂也不能去教书的。

我干的活是做塑料夹子,监狱里根据来料的数量,定出每人每天的任务,20至40公斤不定,考虑到我的年龄和体质,我的任务减半。几十年的习惯,使我对工作十分认真,给我的任务我总是超额完成,没几天我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就磨出了老茧。狱方明里暗里告诫其他犯人不准与我讲话,可是对那几个当地的老犯人,没有什么约束力,因为他们对所谓的几大组长都知根知底,了解他们无非是花了几个臭钱才买到了现在的位置,不太买帐。更何况除了劳动组长,其他组长是不用到工场来劳动的。另一个姓凌的也喜欢与我聊上几句,谈起他的案件,他感慨万千。他们夫妻原来是要被判死刑的,手铐脚镣戴了近两年,经过他顽强地上诉,最后他改判了无期徒刑,他妻子改判十五年。真悬啊,他说“共产党简直是草菅人命!”据说,他后来也花了些钱,到严管队去做“二警察”了。

监狱里的劳动与看守所不同,晚上要加班,但是到9点以后有夜餐,如面条,劳改饼(监狱伙房自制的面饼)。第一次吃夜餐,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呼啦啦拿着碗一哄而上,把面桶围得水泄不通。我拿着碗一直等着他们散去,可是,里边的四川人招呼四川人,贵州人招呼贵州人,一转眼,桶里就空了。值班的邱姓狱警见状,立即叫劳动组长给我打一碗,过后还问我要不要再添了。没几天过年了,因为有定单要完成,所有的新犯人吃完年夜饭继续加班,不到8点,严管组长来将我带回监房睡觉了。从这几次的照顾和优待,可以看出,如那个柳宗元的著名故事一样,狱方老虎一开始有点把我这头驴看成怪物,要是就这样下去,可能就没有我写回忆录的素材了。

其他的新犯人在2000年的整个除夕都加班到天亮,这也算是守岁吧。我回到监房,只有周郭海组长和我两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我看到西南角的小会议厅里有人出出进进,好象在放电视,就拿起小凳子过去看。一坐下,看到屏幕上映出《肉蒲团》字样,接下去就有了更“精彩”的内容。我留心了一下现场,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个个血脉贲张,“呼察呼察”的粗重呼吸声几乎将画面音响压下去。我实在是大跌眼镜,悄悄问旁边熟悉的老犯人,这是哪里搞来的碟片,谁有这么大的胆子,他说这是老大(入监队特称邵明德为“老大”)搞来的。我说不怕被“人民政府”(监狱里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对狱警的称谓)看到吗,他说,老大这会儿就在大门口值班看着,没事。

10、点名大会

三天后,年假结束了,根据惯例,要将犯人集合起来开会训话,这种会在监狱里称之为“点名”,我不解此意,就问老犯人(我一直信奉孔子的“子入太庙每事问”,以便长长见识)。老犯人说,以前开会就是杀鸡儆猴,总要点几个劳动改造差的人,当场惩罚。因为点到名字就要站到前面去,大家就将开会别称“点名”了。亭子里摆着一排桌子和椅子,所有的犯人按小组整齐地坐好,主席台上迟迟没有人入座。那年的年节气候不好,我们坐在院子里,被冷风吹得簌簌发抖,组长和关系户当然都躲进监舍里去了,大家缩着脖子跺着脚,无可奈何。半晌,入监队的指导员刘爱华满脸通红醉醺醺地从老大的房间走来,邵明德端着杯子紧跟后面。看得出刘爱华在努力控制着自己,放慢语速,让僵硬的舌头能表达他的意思。监狱工作十分无聊,有许多人都好这一口,还有为数不少的人酗酒成性,生出事来。

如有一个绰号“周大兴”的狱政科干事,人称“全频道”,嗜酒如命,每饭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狂,多次醉酒斗殴,打伤他人,一般打伤的是老百姓也就没事,有几次打得严重了,就给“警告”,前不久他将一个新来的狱警打断了鼻梁,被摘掉了一颗星。我问,那不是故意伤害——犯罪吗,那人回答我说,周大兴有亲戚在上面做官,换别人该开除好几次了。

说起“点名”,有人给我讲了一件事,八监区——专门做缝纫,又称“服装中队”——几个头头互相争权夺利,各不买帐,大家抢着“点名”,你“点”了我“点”,就连普通的带队小警察也要点点名过把瘾,弄得犯人叫苦不迭。因为劳改犯平时加班加点,劳动任务很重,碰到难得的休息天,想给家人写写信、看看书、看看电视,却被集合起来受训,一训就是半天,正是苦不堪言。

当然对于那些警察来说,平时他们在社会上被人看成是“牢头禁子”、“狱卒”,在外面在家里都活得很窝囊,在监狱里贪贿的分配也十分的不均,他们需要一种平衡心理的方式。虽然坐在前面大放厥词,说了一些啥自己也不明白,但毕竟在使用着公权力,望着下面那一大片诚惶诚恐的听众,成就感油然而至。更有现实意义的是,让那些犯人看看自己的威风,没准儿有人会到自己这儿来烧烧香,捞点实惠。顶不济,也可以将这种“点名”作为排遣无聊的娱乐来享用的,强煞百无聊赖地坐在值班室里抽烟、发愣。我后来分配到监区后,就有亲身体会了。我是一个最忠实的受众,我每次都非常认真地捕捉他们训话时的每个语气词,观察他们的每个动作,分析他们的用意,洞悉他们的心理。参加点名是我了解劳改的极佳途径,使我受益非浅。

刘某在讲话时,有一批新犯人在几个组长的带领下,挨组搜检“违禁品”——非改造必需品,如香烟、打火机、随身听收音机,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几个关系户老大的专用房间里什么都有,但那是狱方罩着的。后来,换了头儿,我们的严管组长被搜出了手机,邵明德有一只大型冷藏柜,里面藏着三只手机,据说那阵整顿光是鲜肉就搜出了八百来斤,当然并不是邵明德一个人的,在其他监区也有关系户。我听邵的马仔耿某在和别人说,李姓头儿上台后洗牌是为了自己捞好处,因为不敲打敲打,那些关系户都客气当福气,不肯主动烧香。我想大概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吧,后来在我的监区里也确实看到了这种事。不过还有其他犯人告诉我,这个李某确实比较清廉,他有姐夫在北京司法部当大官,他前几年曾经下海做生意,看到生意场上一片混乱,赶快退身上岸。我没有和这个姓李的主管改造的副监狱长打过交道,但是,在我入狱后的一年多他当政的时期,除了暗暗的严密控制,狱方没有对我实行特殊恶劣的迫害,我宁可相信后者的话。

11、一场风波(上)

每天浩浩荡荡的劳改大军涌进简陋之极的工棚,各就各位在矮凳上坐下,棚子里一片嘁嚓嘁嚓的加工声,腾起阵阵灰雾。平时我们每天从早到晚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将一只弹簧装进两片塑料里去,那天,也许是出口任务紧迫,竟要我们将做好的夹子包装起来,每二十只一封装到塑料袋里去,然后再在每只袋里放进一张法语的商标纸。也许是运往法语系国家,也许是冒牌法语系国家生产的。为了假冒是正式生产的商品,旁边专门指定一个犯人写工号,就象是检验合格的产品。

有一个名叫杨迪灿的诸暨胖子,原先是诸暨某粮管所的小干部,因为受贿案发被判了十几年,他平时不干活,总是不近不远地出现在我的周围,这里搭讪、那里聊天,两只眼睛却滴溜溜地盯着我,我很怀疑他的身份,但又怕自己过于敏感,便想搞个小动作验证一下。商标纸印刷精美,纸质精良,背面十分光洁,我拿起笔来,随手在商标纸背面写上“CDPHangzhou”字样,随即,纸片和塑料夹一起装进纸箱。这时,那个胖子突然出现,他急匆匆地唤来另二个叫何小宝、唐小方的诸暨籍犯人(证实了这俩人也负有监视我的使命)将那只纸箱端走,我终于证实自己的怀疑。剩下的就是如何应对了。

一会儿,周郭海匆匆赶来,将我叫去堆货的仓房。他用手指一下高高的纸箱问我:“你认不认得出,写过字的是哪只箱子?”我本来就在纸箱上作了标记,不会认不出。可是我却没有找到那只纸箱。周郭海问我:“你没有找到那只箱子吗?”我说:“这里没有。”周说:“你肯定这里没有?”我说是的。周不响,转身从门后的桌子底下拖出一只纸箱来——正是那只纸箱。(我一直想不出,周当时为什么要做这样怪异的举动。是否他不甘心被杨迪灿夺了头功,也想有所“建树”呢?)周将纸箱端到门口,要我将写过字的商标纸找出来,我毫不费力地将十几张纸找了出来。周一把攫起,径自找警察去了。

我静静地等待着风暴的来临,可是似乎什么也没有出现。徐敏来了,态度和蔼,笑容可掬。他将我叫到亭子旁的水泥圆桌边坐好,以非常温和的口吻问我,那几个字母是什么意思。我说没有什么意思,无非是随便写写。他说一定是有意思的,和你那判决有关系吧?我带着更和蔼的笑容告诉他,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渐渐收了笑容说,你不要给我为难。我摊摊手,不再开口,脸上一付无所谓的神气。事后我听说,有一个叫陈可平的东海舰队军干子弟,因为诈骗被判无期,此人懂英语,徐敏将那纸片给他看,他一看到这几个字母就说这是“中国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China)的英语缩写。徐敏拿我没辙,后果很严重,他与其他几个“大组长”在一起商量,准备将我送到特严队去修理。正好被绍兴籍犯人许军听到,转告了我。

12、一场风波(下)

第二天晚饭后,严管组长叫我拿好小凳子去教育室,我顺便带上刚刚从上海退回来的《入狱通知书》前往。在教育室里坐着邱警察和另一个小脑袋,的溜眼睛的人,剃一个短短的平头,两撇小胡子,两眼透出几分鼠光。邱警察向我介绍那人姓刘,是什么保卫科长。那人的小圆眼睛打量着我,半天没吭声。还是邱警察打破沉闷,问我,最近情况怎样。我便拿出那封本应在我入狱后半个月内寄给我家属的《入狱通知书》给他看,我说我与上海没有半点关系,怎么将通知信寄到上海去了呢?监狱怎么对服刑人员这么不负责任呢?邱警察将那封退信接过去,抽出里面的通知书交给我,把信封收下了。这一招很聪明,那信封留在我这里就会成为他们官僚颟顸的证据。

邱警察话题一转,又问我,那纸片上写的字母是什么意思。我微微一笑,说:“那没有什么意思,我是写着玩玩的。”邱警察说:“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不过,还是你自己讲比较好。”我于是说:“那是几个缩写字母。”那个小眼睛一下子不转了,盯着我立即抢着说:“对!就是缩写字母,那是什么意思?”我还是腼腆的一笑:“说出来不好意思。”小眼睛睁大了:“别不好意思,跟我们讲,讲出来就没事!”我犹犹豫豫、迟迟疑疑地不回答,小脑袋更急了,嘴唇动着却没有发出声音来。还是邱警察谆谆善诱,不紧不慢地继续发问。